春节刚过，三大高校“联盟”自主招生引发的另一次人口大迁徙成了新的让人议论的话题。其实，这种无谓的“大迁徙”本身就值得讨论。在全球一片“低碳”声中，代表着当下中国最高文化水准的大学名校，以如此不“低碳”的方式争夺生源，却鲜有人提出异议。这已经让人忧虑了，更让人忧心的是不少人还抱着太多不切实际的期待。
应该说，对自主招生的期待是对高考改革的期待，这个期待是对日益僵化的高考制度的一种矫正愿望的体现。但也正是这个急于矫正的愿望，让自主招生堂而皇之地获得了合法性。三大高校招生“联盟”的“圈地运动”之所以那么大张旗鼓，高筑墙，广积粮，还要早称王，就是因为有合法性的护佑。
在当下中国，一旦获得了“合法性”便有了垄断的可能性。所有的权力都源自垄断，垄断带来新的权力，权力又不断地维护和放大权力，结果永远是垄断者获利。与自主招生考试相关的大学名校也不例外。不过，这回垄断的表现方式依然是考试，而且是笔试加上面试。由于目前实行的是双轨制，参加完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还要继续参加高考，自主招生考试成了又一次“小高考”，结果对大多数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来说，既要应付原来的“小高考”，又要四处应付自主招生考试，末了还要为高考最后一搏，其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激愤至极，要求取消自主招生考试的原因。
当然，考试并非无一可取。事实上，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下，考试仍是相对公平的选才方式，一旦贸然取消，很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公平。也就是说，问题不是考不考，而是怎么考？从公布出来的自主招生的考题看不出比高考题目有明显的高明之处，基本内容仍然是以知识为主。有些题目过于冷僻，让人感觉是在进行知识炫耀；有些又过于随意，随意到没有约束，类似的提问也许到博士研究生考试时再使用可能更合适。而面试的所谓能力的考查则基本依赖考官的感受，也就是说，倚仗的是考官的个人道德和眼光。然而，在社会普遍道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个人道德素养又有多少是可以依赖的？在大学普遍急功近利的情况下，教师的眼光又有多少可信度？这也许还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是，这种面试方式本身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没有来自招生单位或利益共同体以外的监督，软性选拔的随意性便会被无限地放大，以致可能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幌子下肆无忌惮。其结果很可能是在无奈中演绎现代版的“周瑜打黄盖”。
这里涉及到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究竟谁来决定中学教育的走向？以前的单一高考，考题就是指挥棒和标准。现在的双轨制，成了“多头领导”。要对付高考一类的纯粹的应试，这部分往往有标准答案。死记硬背，套用“万能公式”，对长期应试的学生还不是很难。难的是又要对付量在面宽的“千分考题”和从未经历过的面试。考生这个角色被一剖为二，过去的单一性变成两面或多面了。如果“多面”是“多能”的体现，自然表明新尝试的成功，但事情并非“总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的。因为这是面对考试，对付考试就必然会有“应付技巧”。任何“技巧”都是可以训练的，于是校内辅导班和校外的培训机构又有机可乘了。
面试的确可以考察一名考生的基本素质，但在当下中国，过于迷信面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太多两难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草率决定肯定不是有责任心的考官所愿为的。比如一名考生笔试成绩优异，面试时所有问题都可以“辩证”地回答，天衣无缝，另一名考生成绩很一般，却有零星的个人见解。你准备招哪一个？实际上，这种两难局面在招生面试中还不算典型。最典型的情况是没有“典型”。长期的应试教育和单一的“成功”范例学习早已将考生塑造成“标准件”了。这时候，你是录取学习成绩好的，还是录取学习成绩差一点的？
还是接着上面的问题来说吧。大学能决定中学教育的走向吗？如果大学真的肩负起如此的重任，大学老师（即自主招生的考官）就将扮演法官的角色，但大学老师做好了充当“特别法官”，秉持公正、不循私情，又兼具伯乐之慧眼的准备了吗？
不切实际的期望只能带来更大的失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已成现实的今天，人们能够接受，并且习惯的只能是相对公平的选拔，相对“低碳”的选拔以及相对平和、渐进的选拔。唯有如此，忧虑才可能会少一点，进步才可能多一点。
《科学时报》 (2011-3-8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