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安在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前。
过去20年，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放射性核素的大量排放，前后持续了10天，对欧洲的污染程度超过了20万平方公里。
4月26日，人类将迎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25周年祭。
然而，3月11日爆发的福岛核电站危机，让人们提前开启这一远去、甚至已经尘封的黑色记忆。
噩梦般的切尔诺贝利事故，究竟给人类留下了怎样的伤痕？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灾后的一连串可怕数字，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人们关心福岛的同时难免也想了解切尔诺贝利。
《科学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原中国疾控中心辐射安全所的研究员陈兴安。他曾担任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第二常委会的委员，长期关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相关的研究和评估。1998年，陈兴安赴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事故现场考察，是我国唯一曾在事后亲临的专家。
现场辐射相当于拍两张X光胸片
《科学时报》：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你看到的切尔诺贝利事故现场吗？
陈兴安：1998年9月19日，我和11名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第二常委会的委员应邀考察了切尔诺贝利的4号反应堆，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从核反应堆外表看，由于多年来采取的各项防塌陷措施，几乎看不出这里发生过严重事故。在四周绿树红花的映衬下，大约八九层楼高的反应堆建筑反而显出几分雄伟挺拔。
但考察的关键是看防护壳内的情况。当地政府在防护壳内开辟了一条相当长的通道，通向相当于8层楼高的反应堆堆芯旁。
我们先参观的是剂量监控室，室内只有一名工作人员，电脑上显示出4号核反应堆关键部位的动态变化情况。
接下来进入原控制室。其破坏程度可以用千疮百孔来形容。控制台上原有的209个仪表已经只剩下48个。在控制台对面的墙壁上，有一个1米见方的洞，反应堆爆炸时，气浪就是从这里冲破墙壁后进入控制室的。
最后参观的地方是位于第八层楼梯边的一个平台，它在已被破坏的大型循环泵上方，与堆芯仅一墙之隔。站在那里，可以看到为防止反应堆塌陷而设置的大批支撑横梁。
《科学时报》：曾经看到有媒体记者谈到去切尔诺贝利采访，非常忐忑害怕，好像要“深入虎穴”似的。在距离堆芯那么近的位置，你了解当时的辐射水平吗？
陈兴安：我们刚到4号堆的接待室时，门口所显示的辐射剂量率是每小时0.64毫拉德。对于职业人员来讲，这个剂量率不高，如果每天工作6小时，一年允许工作209天。
我们当天接触到的辐射最高水平是在堆芯隔壁。当时的实测值为每小时63.8毫拉德，根据剂量限制，在这里每人每年只能工作30小时。当然，若与核反应堆爆炸时堆内每小时超过10的7次方毫拉德相比，那就是相对很低的了。乌克兰政府和人民已为减少这次核事故的影响作出了巨大努力。
《科学时报》：你们当时是如何防护的？
陈兴安：每人穿上内外两套白布防护服以及袜子、手套、帽子和防放射性气溶胶口罩，还有黑色防护鞋，再加上一顶红色安全帽，并佩戴两支个人剂量笔。在4号核反应防护壳通道内上下楼梯16层，我们个个汗流浃背。总历时3个多小时，参观完进行了全身淋浴。
我们前后经过3次全身放射性沾染的检查，双手、脸部以及防护服均未发现任何放射性的沾染。每人都收到了1张4号堆辐射防护部负责人签署的证明，表明当天接受的辐射剂量为0.01雷姆，相当于拍摄两张X光胸片的水平。
小镇：是死城也是纪念碑
《科学时报》：切尔诺贝利附近原来的城镇情况如何？
陈兴安：我们来到原来的普里皮亚季镇，该镇的居民在爆炸发生第二天由政府组织全部撤离。我们见到绿树成荫，大楼林立，但空无一人。陪同的专家说这是个死城，也是一座纪念碑。
而斯拉维蒂镇是专门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人员新建的，位于核电站以东60公里，有一条铁路将新镇和电站相连。居民很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科学时报》：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5.5万是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今天我们还在网上看到说死亡9.3万人，致癌人数27万人。你如何看这些数字？
陈兴安：这与权威机构提供的数据出入很大。2005年9月5日，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发展署发布了题为《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真实规模》的文告。文告称，由于该事故已经死亡的人以及应急工人和污染最严重地区居民终身的预期死亡数加在一起，大约为4000人。
事故后儿童甲状腺癌发生率较高，有研究认为在应急工人中白血病的发生率略有增高，但在儿童和成年居民中没有见到。实体癌也有轻度增加，可能还有循环系统的疾病，但这需要进一步评估。而且，对不良健康的广泛预测以及把所有健康问题都归因于辐射的倾向，使得居民认为的事故导致死亡人数比实际要高。
《科学时报》：很多媒体报道说，当地新出生的孩子从生命形成的那一刻起就带有先天性疾病。另外，该事故是否导致了大量的不孕不育？
陈兴安：报告指出，在男人和女人中间都未发现生育能力降低的证据或可能性。而且，也无任何证据说明对死胎数、不良妊娠数、分娩合并症数或儿童总的健康状况有任何影响。在污染地区和非污染地区报告了先天畸形有轻度而又稳定的增加，但看起来是报告制度较好所致，而不是由于辐射引起。
不过，研究也指出，在高辐射的二三十公里距离内的真叶植物、泥土中的无脊椎动物和哺乳类动物出现死亡率增加，植物和动物出现生殖能力丧失。
《科学时报》：似乎有很多人认为原子能机构、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共同发布的这份报告大大低估了事故对人的伤害。
陈兴安：我也注意到了。不过我在相关国际组织工作过很多年，我还是很相信相关专家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程度的。而且，也不能排除有关方面人为夸大灾难以要求更大援助的可能。
20年善后，耗资数千亿美元
《科学时报》：报告关于事故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如何评价？
陈兴安：过去20年，科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检测。放射性核素的大量排放前后持续了10天，对欧洲的污染程度超过了20万平方公里。沉积的程度取决于辐射云团经过时当地是否在下雨。大部分的锶和钚的同位素均沉积在距离反应堆100公里范围内。放射性碘的半衰期短，现已衰变完。锶与铯是今后数十年须持续关注的，钚和镅的同位素对人类照射的贡献是低的。
农业方面，除了少数地区外，农田的辐射浓度已经降至安全水平，但存在于牛奶、肉和某些食物内的放射性铯仍很重要。
事故之后，在森林和山区的动物和植物对铯有高度吸收，使其在蘑菇、浆果和野味内保持较高水平。
欧洲境内大部分的地面水污染已经迅速下降，但由于在水系食物链中的生物聚积，甚至在德国的河流中的鱼还可见到高浓度的铯。相似水平的放射性锶浓集在鱼骨中，不是在肌肉里，这对人类不重要。在一些无外溢水流的“封闭”河流中，仍应对垂钓加以限制。
《科学时报》：相关的经济代价有统计数据吗？
陈兴安：事故对农业的打击最为严重，784320公顷的农田停止生产，694200公顷的森林停止了木材供应。贫穷在受影响地区特别严重。
20年间，用于事故的相关经济花费达到了数千亿美元。这些花费包括直接损失，恢复和安抚有关的消费，人群重新安置费用，对受影响人群的社会保护和健康关怀费用，相关研究和辐射监测的花费，以及弃用农田和森林、关闭农业和工业设施所带来的间接的经济损失。
《科学时报》：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人类被迫与其影响共存，采取了哪些有效的措施来进行补救？
陈兴安：从环境手段上说，早期最有效的农业对策是从动物的食物中去除被污染的牧草，以及对牛奶的放射水平进行检测。使用清洁饲料，采用某种化合物可以阻止放射性铯从粗饲料转移至牛奶，大幅降低污染，从而允许农业活动继续进行。此外，还有对公众接近受影响森林和蘑菇收获的限制，以及对公众采集柴禾的限制，并对狩猎作些变动等。
《科学时报》：通过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了解，你作为一名辐射医学方面的专家，对于我国制定核事故应急计划有哪些建议？
陈兴安：从这一事故中可以得到的借鉴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要重视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安全培训。切尔诺贝利是一场人为的事故。由于先前24小时的操作错误（其中最关键的错误是将所有安全系统都关闭，并将大部分控制棒从核反应堆的堆芯中拔出），以及反应堆运行方面的错误和不稳定，使得核反应堆处于一个脆弱的易受损的状况。当操作人员发现情况异常，迅速按下紧急停堆的按钮时，一切为时已晚。
另外，从医学研究方面，我想谈谈两点想法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国应该加强核事故情况下对受照者心理影响方面的研究，设法将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紧密结合，以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因为有专家指出：“切尔诺贝利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是迄今由事故引起的最大的公共健康问题。”
另外，我觉得我国应进一步开展公众成员单位摄入核素年龄依赖计量学研究，还有加强母体核素对胚胎、胎儿辐射剂量贡献方面的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我国都比较薄弱。
《科学时报》 (2011-3-23 A3 科学 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