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政府颁布的有关教育的文件或政策中，教育公平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其“工作方针”之一便是促进公平，强调要“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2010》，也以“同在蓝天下——怎么看教育公平”作为专题进行理论解读。在各种重要的场合，党政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教育公平于国于民的重要性。例如，在2010年7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提出要“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温家宝对组织实施《规划纲要》所作的全面部署第一条也是“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对广大百姓而言，公平更是成为衡量几乎所有教育改革成败的核心标准。
如果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那么，高考公平则是教育公平的重心。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教育制度非高考莫属。而在高考改革话题的“关键词”中，人们最先想到也最为关注的，莫过于“公平”一词。公平是人类文明史上争论不休的永恒话题，也是民众评价高考合理与否最重要的指标。公平之所以成为高考改革“第一词”，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考生个人乃至家族利益攸关。
在1977年恢复高考以前，由于社会整体文化程度不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尚低，高等教育意识尚未普及，处于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让许多人可望不可即，高考的社会影响也较为有限。恢复高考后，随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针政策的形成，“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尤其在当今中国，社会竞争异常激烈，竞争重心日益上移，高等教育成为许多人参与社会竞争的起点，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日渐强烈，对高考这块高等教育的“敲门砖”及其公平性特别关切。因此，高考自建制尤其自1977年恢复以来的几乎每一项改革，都与“公平”二字紧紧捆绑在一起。
为什么高考的公平性问题在中国如此受关注？这既有历史文化的影响，也有现实国情的原因。中国是考试的“故乡”，自古便是一个极度甚至过度重视考试选才的国度。从古到今，中国人都是“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社会心理，在考试方面则是不怨苦而怨不公。历史之所以选择考试，正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崇高、具有可信性的正义程序的执行过程，在各种选拔人才的途径中最为公平和有效，可以摆脱人情请托的困扰，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我国的现实国情也决定了考试及其公平性在我国备受关注。从个人的角度看，高考事关考生前途命运之大体，高考的竞争实质上是人们政治和经济地位等社会竞争在教育领域的高度“浓缩”。我国是一个社会资源相对紧张的发展中大国，民众的公平忧患与渴望，较之许多国家更为强烈。且不说在高等教育供需矛盾仍较突出的情况下，需要统一高考来维护个体教育机会竞争的公平，就是在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的今天乃至迈入普及化的明天，也还存在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考试办法仍无法舍弃，因为受“重人情、关系、面子”的传统文化影响，如果不以考试来竞争，就很可能用权力、金钱或关系来竞争。
从国家的角度看，高考作为我国当今最重要的一项教育考试制度，在担负选拔高校新生任务的同时，还具有促进教育改革、提升社会文化、稳定政治秩序、促进社会流动等多项社会功能，并由此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具有重要的国家治理功能。无怪乎有人将1977年恢复高考比作一场“抢才大典”，将1977年的冬天，比喻为国家、时代以及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拐点”。尽管现行高考制度受到一些质疑、批判和挑战，甚至被形容为“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但正是这种刚性的制度，让社会底层精英在社会竞争中有了“公平的立基”，而公平竞争恰恰是推动社会有序发展和进步的原动力。
因此，高考改革必须首重公平，尤其是机会竞争上的公平。只有在基于公平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才可能使高考改革的教育与社会成效实现最大化。在日益追求公平、公正与效率的今天，任何制度生存或发展空间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其程序的公平公正性，具有重大而广泛影响的高考制度尤其如此。高考改革若改掉了公平，就等于“革”了自己的“命”。
近年来，教育部对提升高考公平性的改革可谓不遗余力，但仍有诸多不如意。由于高考事关政府、高校、中学、学生与家长等各方利益，面对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与博弈，面对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与取舍，高考改革常常处于一系列两难选择中。高考无论怎么改革，都会使一部分考生因竞争力较弱而失去读大学（或者说读好大学）的机会，从而使中国教育体制染上了“不人性”或“不公平”的骂名。这注定了高考改革公平性的诉求之巨、满意之艰。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直面现实、知难而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高考制度的公平建设任重而道远。高考公平的求索之路，永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科学时报》 (2011-3-23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