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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伟院士：和导师“分道扬镳” 创立宽束电子光学学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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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段炼徐思军）
“您创立了您自己的学派。”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学院院长普罗霍洛夫这样评价我国电子光学和光电子成像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周立伟。
创立自己的学派，多么辉煌的成就！但是对实际的创立者而言，则意味着白手起家，一切都得靠自己，其中的艰辛，也许只有亲历者才能体味。
白发的周立伟扔给记者一块饼干，自己也撕开一个，慢慢吃着，开始讲述。
一个勤快、热情的电机厂技术员
周立伟1932年生于上海一个制药工人的家庭，童年时，上海正被日本鬼子侵略。“看惯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心中充满仇恨。小学的同学们都知道‘汉奸’和‘卖国贼’是最可耻的。做人要有气节深深植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
相对于灰色的小学时代，中学生活明亮得多。1946年，周立伟考入高桥中学，头一天住校抱着妈妈不让走的娇气少年在学校里迅速玩得周末也不想回家了，读书、踢球、游泳……1948年夏，周立伟考入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这种轻松愉快的学习生活得以持续，这所学校是上海唯一的培养中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国立职业学校，学生免交学费和伙食费等，这对家穷的孩子很有吸引力。
“我年轻时并没有想过将来要当一名教授、博导、首席专家、工程院院士等。”周立伟的理想是参军，但是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入伍。高机毕业后，周立伟在上海公私合营华通电机厂工作。这个勤快、热情的小伙子在电机厂很受欢迎，他有很多亮点：星期天到厂里加班、俄语培训班学习考第一名、技术革新发明绕线机将功效提高7倍、两年内技术职称由二级助理技术员升到四级技术员……促使周立伟离开这种生活上大学却缘于一个电动机。
电机厂副厂长萧心设计了一个1/2马力的电动机，要周立伟帮他出总装图和零件图。画完图的周立伟深深遗憾自己不懂电动机原理，更不知道如何设计。“我将来一定要自己会设计电机和电表。”周立伟想。但他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会让自己和光电一辈子结缘。
一条和导师“分道扬镳”的科研之路
1953年，周立伟作为调干生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即北京理工大学），专业是军用光学仪器。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不久便开始负责筹建夜视技术专业。夜视技术国防上很需要，但在当时是光学领域一个新的专业，没有教材，也没有前辈可以请教，但周立伟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新专业的教学和实验室建设。苦苦地研究摸索，几年下来，他开出了电子光学课，写出了《电子光学理论和设计》教材，使很多人感到惊异。
1962年有两件对周立伟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一是遇到后来成为他太太的吕素芹，二是被派往苏联留学，研究电子光学，攻克夜视器件的电子光学理论与设计。
充满期望的周立伟没想到他在列宁格勒乌里扬诺夫（列宁）电工学院电物理系的导师专业是行波管电子光学。研究这个并不能解决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
“他的课题在20世纪60年代初是很时髦的。我当时很犹豫：跟他合作，按着他的思路，拿个学位没有问题，但学成了回来也没有用；不跟着他搞，便没有人指导，学位不保险。思考再三，我决心自己闯出一条路子来。”周立伟说。
拒绝了导师，周立伟走上一条最艰难的科研之路。在苏联，直到他把学位论文交给导师之前，他们再也没有讨论过学术问题。整整三年，周立伟大部分日子是在列宁格勒谢德林图书馆和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度过的。之后，在一位苏联籍犹太人，苏共党员，也是苏联电子学界权威茹里叶教授的帮助和指导下，1966年4月底，周立伟通过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出国手续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画圈
拿到学位回国，周立伟过了十来年“抽空就干活，开会就读报，有事就表态”的生活。1978年初，从英国发来了两封邀请信，邀请周立伟到伦敦参加帝国理工学院召开的光电子成像器件国际学术会议和由兰克集团召开的电子成像国际会议，并宣读论文。这可是一件大事，出去跑了怎么办？最后出国手续由王震亲自签发，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画圈，由兵器工业部和电子工业部联合组团才得以成行。回来之后，兵器工业部外办负责组团的同志才告诉他，是周立伟当时的系主任李振沂竭力推荐并打保票，相关部门才同意他出国的。
此后，科学的春天来临，周立伟和其他许多科学工作者一样，激动地进入新的科研时期。1982年，他把科研需要攻关的内容整理成10个问题，然后带领研究生逐一解决。十年磨一剑，1993年，他的学术专著《宽束电子光学》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国家的专家要求翻译，获得一系列奖项，也奠定了宽束电子光学这一学派的地位和影响。1999年，周立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当选为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对宽束电子光学，从几乎不懂，到创立自己的学派，周立伟说：“如果总结我自己的科学生涯，我想，一是自己还是有点志气的，一定要攻下宽束电子光学这个碉堡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二是我研究的正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具有较大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
“女人，没有道理可讲”
现在的周立伟除了继续写宽速电子光学的著作之外，担任北理工基础教育学院名誉院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事情是给学生们讲怎样搞科研，他出版了《一个指导教师的札记》一书，在校内校外做讲座，告诉年轻学人“你所应当做的，是面对自己的问题，思考合适的方法，寻求自己的切入之道”。
周立伟的办公室里，两面墙都是书柜，整齐地放满了中文、外文资料，他平时只在办公室工作。“家里不允许我工作，太太当然管得严了。”提起太太，这位年届八旬的老人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仿佛时光回到1962年那个幸福的秋天。周立伟得意地说：“我30多岁才找到对象，太太特别漂亮。”
这些年，太太跟着他过得很清苦，1979年初，一位英国夜视技术专家来访，要到他家作客。周立伟没有办法推辞，只好借邻居家接待了他们。后来条件好点，买了电视机，房子小，晚上有足球赛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太太休息，周立伟把电视抱到厨房看。这样清苦的生活很久之后才有了改善，但夫妻之间没有抱怨，而是互相扶持。“她一直支持我的工作，虽然生活清苦，但是像救灾捐款之类的事情总是很支持，也很大方。当然了，也不是没有麻烦，你知道，女同志嘛。”周立伟说，有一次，马桶坏了，太太认为是他不小心搞坏的，责问他，周立伟辩解，太太说，你怎么不承认错误呐？“高压”之下，周立伟承认是自己弄坏的，并且道了歉，很快太太发现是她自己弄坏的，又来批评他，不是你弄坏的你干吗承认错误？“女人，没有道理可讲。”周立伟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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