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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阶平：游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处处险境却走出步步莲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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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一天早上，在巴黎的酒店，我晕乎乎醒来，收到一条手机报：吴阶平因病逝世……我感慨岁月带走了尊敬的吴先生，十年前和他交往的经历也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青涩记者。某次采访吴先生，写了一篇8000字的文章，他很喜欢，和我商量能不能为他写一本传记。以我23岁的年龄，去了解一位80岁老人跌宕起伏的一生，并为他执笔作传，我实在没这个自信。他却对我说，你可以的，很难得我说的历史事件，你都事先做过研究，我说的人情世故你也能领会。“能够接得上我的话”，是令他满意的，于是我很兴奋而努力，希望能跟上他的步伐。
吴先生一生可被记录的事情太多，在医学和教育方面的每一个成就都开创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先河。比如他在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男性绝育和肾上腺髓质增生三个方面的成就。比如1949年在北医第一附属医院的外科病房中，以三张病床专门收治泌尿外科患者，新中国泌尿外科事业由此正式起步；1959年在北京医院正式成立泌尿外科专科病房，中国独立完整的泌尿外科由此产生；1960年筹备了北京市第二医学院……
但他绝不是单纯的科学家，他一生的多姿多彩在于游走在政治和学术之间，处处险境却走出步步莲花，很多历史未解之谜也都落在他身上。这其中最著名的身份便是周恩来医疗组组长，以及毛主席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组长。特别是，前者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也是他一生注入情感最深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医疗工作比较复杂。除了组成医疗组，中央还指定相关负责人成立中央领导小组，领导医疗组的工作并及时向毛泽东汇报。负责周恩来健康的中央领导小组有叶剑英、张春桥和汪东兴三人，医生随时可找他们汇报。在当时复杂的政治风云中，吴先生不仅要快速而准确地作出诊断，还得对政治有敏锐而准确的判断。
医疗组成员们心里都很清楚，真正关心周恩来安危，并能在毛泽东那里说话有一定分量的，只有叶剑英。在给周恩来确诊为膀胱癌之后，每次出现危情他们就去找叶剑英。
1973年3月周恩来住进玉泉山临时治疗室。医生们认为，如果通过膀胱镜观察到有早期癌病灶，可在检查时把病灶电灼了。但在检查前一天接到指示，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
做检查前，吴先生就对邓颖超说，检查时看见有一块小结石，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是否还要留着，再用一次麻醉，留到第二步？邓颖超说，当然顺便拿出来。
吴先生迅即作出相应决定。整个检查很顺利，确实是膀胱癌出血。做完活组织采取，医生们便认真地做了电灼。病情得到明显控制。
1975年9月，周恩来又一次被推进手术室，这是两年来他的第13次手术。这段时间，吴先生和其他医生日夜守护着。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睁开眼，看见守在床边的吴先生，清楚地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这便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
然而，“四人帮”被打倒后，人们议论纷纷，甚至公开撰文，说医疗小组对周恩来精神和肉体都给予毫无人性的折磨。后来，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等知情人都写了明确的澄清批示。
说到周总理的治疗，好几次，吴先生说着说着就停了，哽咽流泪，他说很心疼，但无能为力，事隔二三十年，依旧无法释怀。接触过吴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和所有科学家一样，很少热烈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总是控制得很紧。只有说到总理晚年，他会流泪，说不下去。会说，“唉，我们休息下，一会再谈。”
但我是个“无良”记者，总是把话题往这个方向引，拿各种传言去问他。有的我自己看着都不靠谱，他也不生气，每次都平静解答：不像人们猜想的那样……偶尔，也有不能解答的，他沉吟良久说，这个……我不能告诉你，我从个人角度写了一份详细报告，交给组织存档，真相都在里面。
在同一时期，我也采访了费孝通先生。非常粗浅的感觉是，费先生一生的崎岖是显性的，幸或不幸，清晰可见；而吴先生一生的各种遭逢，要隐含、内敛得多，他常说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走钢丝”，很多人掉下去了，而他使身体平衡的杠杆两端，一头是他精湛高超的医术，另一头是他的政治敏感度与审时度势的本领。这些让他有机会在“文革”那样险恶的环境下还能继续实践自己做个好医生的理想，并成为新中国医学史上的关键人物。
很显然，吴先生是一位十分积极的入世主义者，很少有生不逢时的叹息。在不违反做人原则的前提下，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做事，是他最开心的。临去世前，他还在为建立吴阶平泌尿外科中心奔走，终于看到这一中国最大的泌尿外科中心成立。 （邓立为《吴阶平传》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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