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喜迎百年华诞，又恰逢我级学友毕业五十周年，人生幸有如此盛节，怎不令人心潮澎湃？提笔之时，不禁回忆起悠悠往事，深深怀念在母校度过的青春岁月，以及伴随祖国所经历的苦乐年华。
挑着扁担上清华
1956年秋，芜湖一中共有15位同学考上清华，其中我们高三乙班就有7位。出发北上那天，我们一行几个同学用扁担挑着行囊。一只旧木箱，一条麻袋装着棉被，在南京浦口车站转乘去京的列车。
由于是第一次坐火车，不懂得什么车次和时间，只好在站台的一角傻等。过了近一个小时，一位打听消息的同学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快走，火车快开了。”于是我们赶紧挑起行李向车门口冲去。情急之中，领头的汤荣夫同学竟把一条扁担横挡在车门，使人上不去也下不来。在一阵善意的笑骂声中他终于清醒，我们才满头大汗地挤上了车。上车后，我们大笑他有“一夫当关”之勇，他却认真地说：“当时我真的纳闷，这车怎么就上不去呢？”
列车终于抵达首都北京。当我们肩挑行李步出出站口时，首先看到了迎风招展的清华大学校旗和一条写着“热烈欢迎新同学”的横幅，接站的老师立刻将我们迎上客车。当时的心情真是激动无比，整晚基本未睡的困倦一扫而光。当客车驶进二校门，穿过茂密的林荫大道时，全车的人不禁欢呼起来，我们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下车后，我们即被领到明斋后的第三饭厅用餐。面对美味可口的饭菜，大家狼吞虎咽，一个个吃相不雅。最先吃完的汤荣夫同学又出了个“洋相”：当时饭厅里摆着两只大木桶，分别盛有红豆汤和绿豆汤，而他却鬼使神差地盛碗绿豆汤，洗了洗碗正准备向另一个桶里倒去，被一老生及时制止，并笑着对他说：“这是喝的。你是刚来的新同学吧？洗碗池在那边。”原来他竟将两桶汤当成了洗碗水，险些造成“一个冒失鬼搅坏一桶汤”的难堪局面。
多年之后，我们每次遇到这位后来七机部九院的高工，总要把他这两次“洋相”作为笑料，并戏谑他“很光荣”。他的两个“洋相”，一则出自“夫”，“一夫当关”，一则缘于“汤”，加上“光荣”，正好构成“汤荣夫”的大名，如此契合，岂非“天意”！
现在回想起来，上世纪50年代我们这群清华新生真是又穷又土，但是，我们一点也不自惭形秽，也从未被他人所不屑，老师和同学都很友善，而且，正是像我等这类又穷又土的学生，构成了当年清华学子的多数。我们都靠“人民助学金”读完大学，始终不忘党和人民的培育和自己应负的责任，并一辈子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
少年不知愁滋味
五年多的大学生活，紧张充实而又丰富多彩，不仅有幸学习诸多名师的精品课程，而且时时受到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熏陶。既获取了新知，又领悟到人生的哲理，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良好锻炼。
蒋南翔校长言简意赅的报告，马约翰教授“生命在于运动”的演讲，以及名师们讲课时各具特色的风采，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是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结下的真诚友谊，更是充满温情，终生难忘。
记得在全班“劳卫制”体育锻炼达标时，我由于人小体弱，投掷手榴弹一项总是不及格。作为班长的我竟拖了全班的后腿，思想压力很大。后来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我改练竞走。测试那天，很多同学在操场上为我呐喊加油，并前有“领航”后有“催兵”，终于通过了及格线。
到了高年级，同学之间免不了有谈情说爱之事，但都不愿张扬。有一年的元旦晚会，著名电影演员赵联唱了一首陕北民歌，其中有一句是“人人都说咱们两个友，到如今还没有拉过一回手”，这可说是当年热恋者在公开场合的写照。
当年，祖国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也经历了曲折和磨难。这种大形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学生活。在此期间，我们参与了多种政治运动；参加过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还到河北徐水体验所谓“共产主义的曙光”，但也只是免费吃了顿二米饭、白菜豆腐和农民家的煮白薯。
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的伙食急转直下，吃的是高粱米或窝窝头，一碗酱油汤加几片菜叶。由于肚里无油则饭量更大，而定量又少，经常吃不饱。但当时我们并未怨天尤人，而是“自己动手”，在宿舍附近的荒野中种南瓜充饥。食堂里也挖来多种野菜，甚至相互间还开展“竞赛”。
虽然那时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我们却苦中求乐，可谓“少年不知愁滋味”，精神状态一直乐观向上，甚至还主动响应号召，降低定量以支援别人，为国分忧。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美丽的清华园也不是世外桃源。这种经历本身也是一种财富，它使我们懂得了：无论是学校还是个人，都是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也更加珍惜今天这种来之不易的局面。
同是天涯创业人
由于我们这一届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和劳动过多，影响了既定的学业，学校采取了“填平补齐”的措施，学制也因此延长了半年。
1961年冬，当我们学成毕业时，国家经济还相当困难。因此，我们班的分配方案中留在大中城市的同学极少，绝大多数都要分到艰苦的边远地区，从黑龙江兴凯湖到海南岛，从内蒙古到广西，可谓“天南海北，四面八方”。
当时，我们积极响应“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选择志愿时很少出于个人功利的考虑。我自己虽然家有孤寡老母，也填报了到东北和西北的志愿。留在母校任教，且弃工从文当马列教师的学校决定，我事先并不知晓。
同学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大都从“爬电线杆子”开始了创业历程。他们得益于母校培养的良好素质，发扬母校实干的精神传统，一步步成长为我国电力事业的骨干。在高校工作的，大都成为教授，其中，韩英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家骅官至河南省副省长，其他同学也都成为本单位的技术中坚。可以说，我们每个同学都做到了“事业有成，问心无愧”，没有辜负母校的培育，大家“同是天涯创业人，共谱人生奉献曲”。
光阴似箭，我们在母校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奠定了事业建树的基础。我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如今已年过花甲，堪为“夕阳”！
（作者系清华大学电机系1961级毕业生，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曾任学院党委书记）
《科学时报》 (2011-04-15 A2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