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罗沛霖院士95岁时,与老伴的合影。罗院士身上盖的衣服是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礼物。(资料照片)
罗沛霖院士谢世,我万分悲恸。
春节前我听说他出院了,赶紧偷空到他家里去探望,一方面是向他问好,另一方面是想告诉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卷”第三卷已经编撰完毕,即将付梓,请他放心。可惜由于病情反复,他没有出院。三四月间清华忙着“百年校庆”的工作,要我编一本书。我打算把书印出来后再去看他,没想到他提前“走了”。真是莫大遗憾。十年前,我们为罗老庆祝“米寿”,当时他身体和精神都很好,我们都祝愿他长命百岁,为国家多作贡献。这十年中,他仍笔耕不辍,编写了好几本有关信息技术和信息高速公路的书,还熟练地掌握了计算机,自己制造贺年片,每年都寄给我,真是让我受之有愧。
我认识罗沛霖博士五十多年了。记得我第一次在罗老领导下参加工作是1958年间在科学院电子所研制“超远程雷达”的时候。当时,顾德欢同志和罗沛霖是研究项目的领导,罗博士(大家都亲切地称呼沛霖同志为罗博士)负责技术指导和组织协调,陈宗骘同志任学术秘书,我参加接收机的工作。这是1956年制订我国十二年科技规划后启动的电子领域头一个重大科研项目,我们都不太有经验,主要是根据主观需要制定技术要求和指标,讨论十分热烈。我在学校只学了一点雷达原理和一般的接收技术,更没有做过科研工作。临急抱佛脚,找麻省理工学院的28本《雷达》丛书看看,也只能学到一些书本知识。幸好罗博士学术造诣深、见多识广,给大家介绍微弱信号检测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结合实际提出采用“门波积累”来解决问题,对大家很有启发。罗博士当时是我国第一个综合电子元器件联合工厂的总工程师,熟悉国际上正在发展的各种新材料和新器件。他针对工作需要,还提出研制一些关键元器件的问题,使研究内容更为完善。可惜由于我国当时实际条件的限制,这一研究项目未能按期完成,但对其后很多研究工作却起了很好作用。例如,根据罗博士的建议和安排,在13所的密切配合下,我们坚持从事低噪声参量放大器的研究工作,取得很好的成果,上世纪60年代初用于另一种雷达系统,大大提高了该雷达的作用距离,受到有关部门的嘉奖。在弱信号接收和信号检测方面所做的工作,也为后来各种系统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这些都不能不归功于罗博士的提倡和领导。
我最敬佩罗老孜孜不倦、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从不服老的敬业精神。他在长期担任技术行政管理工作的生涯中,从未间断地阅读各种杂志、书籍,既深入了解高新技术的发展,也关心古往今来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沿革与变迁,特别是产业革命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在他负责的工作岗位上,他对科技发展新方向保持高度的敏感,并且身体力行,大力推动、组织落实。在我国发展电子科技事业的不同时期,提出并组织相应的规划。上世纪50年代,他主要从事电子材料、元器件、生产工艺、测试仪器和专用设备等产业基础的领导工作;60年代他深入探讨雷达信号检测的问题;70年代重点抓我国系列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这些计算机为我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起了重要作用;80年代推动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90年代他的视野从技术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敏锐地指出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大力推动信息高速公路与新产业革命及其相互联系的讨论。我这篇短文不可能遍述罗老的贡献,只能举一两个例子来谈谈我的体会。
“人工神经网络”是在现代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这是一个崭新的学科,试图通过模拟人脑神经系统的加工、记忆信息的方式,来研制一种具有人脑那样的信息处理能力的机器。这一新兴学科涉及生物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电子学和知识工程与系统工程诸多学科,在理论研究和应用方面都有重大意义。1987年罗老到美国访问时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新兴学科的重要性。回国后立即组织召开一个座谈会,推动开展有关研究工作。在这个座谈会的基础上,1990年首届中国神经网络学术大会在北京召开,罗老任大会主席。会议决定成立由全国8个一级学会(电子、通信、计算机、自动化、物理、数学、生物物理和心理学会,不久又扩大到15个学会)联合组成的、跨学会的“中国神经网络委员会”(CNNC), 要我担任主席。这个联合组织的成立,不但在国内起了很好作用,在国际上也受到高度重视。1992年由IEEE神经网络委员会NNC和国际神经网络学会INNS联合主办的《国际联合神经网络学术大会IJCNN》由中国神经网络委员会承办,在我国北京召开。1993年,我国和日本与韩国共同发起,成立了“亚太神经网络联合会APNNA”,并创办《国际神经信息处理学术大会ICONIP》,由参加国每年轮流主办,影响不断扩大。目前参加国家已扩展到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土耳其等国家,俄罗斯也希望加入,美、欧各国有关组织也经常派代表列席理事会,参加ICONIP学术大会。罗沛霖院士具有远见卓识,及时倡导和推动开展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工作,对神经网络研究在我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罗老十分重视基础研究,也强调要加强应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时,我和他在同一小组。他在小组会上深入分析美、欧各国发展的经验,指出原来比较落后的美、日两国之所以能够赶上西欧的原因,在于他们在重视基础科学的同时,也抓紧应用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罗老在各种会议和刊物上反复表明这一重要观点。1993年他和侯祥麟、王大珩等学部委员联名向国家提出“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肯定。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6月正式成立。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于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鉴于罗沛霖同志的学术成就和在发展我国电子产业所作的突出贡献,他又被遴选为工程院第一批院士,成为兼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称号的“双院士”。
十多年来罗沛霖院士对我国工程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对国内外的电子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关心,特别是对我国信息科技作出贡献的专家情况也了如指掌。在编写《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卷”时,他决不遗漏任何一位该“入传”的专家学者。在编写有关信息技术书籍的时候,也是极其认真,我有幸和他一起工作, 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尤值得我学习。
罗老走了。我们痛失了一位良师益友。但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会学习他诲人不倦的精神,继续做好工作。请罗老放心!愿罗老走好!
2011年4月25日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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