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佳 通讯员 王继荣 罗国金 王佳斌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老百姓更习惯称呼它“三○一医院”。最高达1.3万多人次的日门诊量，让三○一医院每天都门庭若市。
在解放军总医院里，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共产党员，是军人，是临床医生，同时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是耳鼻喉科专家姜泗长（已故）、肝胆外科专家黄志强、烧伤整形专家盛志勇、老年心血管病专家王士雯、骨科专家卢世璧、肾脏病专家陈香美以及创伤医学专家付小兵。
这些年来，7名院士共荣获国家、军队级各类奖120余项，2人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4人荣立一等功，6人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为推动国家医疗卫生和保健事业的发展、提升军队卫勤保障能力、造福广大军民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院士们的影响带动下，解放军总医院这所集医疗、保健、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型医院发展迅猛，拥有6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8个全军医学重点实验室、25个全军医学专科中心和研究所，聚集了1000多名高职专业技术的高层次医学人才。
这样一个特殊的“军医院士群”，占到了全军医院两院院士总数的近半壁江山。扎根在解放军总医院里，7名院士不但在各自的专业学科里创造了优异的成绩，是国家医学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更用自己一生的汗水和忠诚，回报着人民群众对三○一医院的信任。
好战士：“党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盛志勇是个老兵，现年91岁高龄的他，每当谈起自己过去所经历的战争，就立马来了劲头。
“党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盛志勇先后参加了抗美援朝、中印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穿越枪林弹雨、不顾个人安危抢救受伤官兵。
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参与伤员救治工作时，盛志勇的一名战友牺牲在了前线。“他受伤的部位在腿上，而且是非致命伤。可是他竟然就这么牺牲了。”这件事情成了盛志勇心中一生的痛。
原来，当时战场上密布着荆棘和灌木，医疗人员无法及时赶到前线施救，而由于那名伤员又没有自救的药品，陷入休克而死亡。
痛失战友的经历，让盛志勇意识到，必须要研制出一种自救药物，能够及时让伤员止血、止痛、保命。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盛志勇将自己的战场转移到了实验室中，埋头研制这种自救药。
目前，盛志勇带领的研究团队已经成功找到一种药物，能够保护伤员的脑、心脏、肝脏等细胞，使其免于因休克导致的器官衰竭。
“现在这种药物还只能通过注射给药，战场上条件有限，战士们不可能随身携带注射针。能不能将其改进成口服药、膏药或者鼻腔给药呢？”耄耋之年的盛志勇还在不停地思考。
盛志勇的学生付小兵也继承了老师的毅力和勇气。为获得第一手资料，更好救治伤员，服务官兵，付小兵曾先后4次深入云南、广西前线参加战伤救治和调查，加强战创伤的研究。
1986年，当时正在第三军医大学读书的付小兵被派遣到老山前线实地考察官兵伤情。那一次的考察，为付小兵探索战、创伤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给了他强烈的震憾和回忆。
在和平时期，院士们仍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瘟疫、天灾、事故……在这些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军医院士们仍在践行他们当年入党时许下的誓言。
每逢别人提起自己4次抗震救灾的经历，卢世璧总会摆摆手说“这没什么”。
作为一名骨科医生，卢世璧先后参加过邢台、营口、唐山地震的救灾工作。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年近八旬的卢世璧又毅然请战赶赴震区。
当时，卢世璧的脚踝不好，走路都需要拄拐。身边的人劝他还是别去四川了。可卢世璧却不这么想。“我当时想了想，当年和我一起参加唐山大地震救灾的医生，要么已经辞世，要么比我年纪还大。年轻的医疗队伍又没有地震救灾经验，所以我必须得去。”卢世璧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决定下得很快，卢世璧连家都没回，拎上背包就出发了。就这样，78岁的卢老成了灾区年龄最长、级别最高、参加抗震次数最多的医疗队队员。
抵达灾区后，卢世璧就马不停蹄开始了救治工作。他每天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争分夺秒抢救危重伤员，施行科学救治，指导和亲自救治了上千名伤员。2003年，非典疫情在中国爆发，年逾七旬的王士雯临危受命，并向院党委递交了请战书，要求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和人民。她在请战书中写到：我愿意到前沿阵地去，把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全部贡献出来，为提高SARS救治成功率、降低死亡率作出最大努力。
2003年4月26日中午，王士雯正在病房查看危重病人。突然，一位身患多器官功能衰竭的老年重症患者出现病情恶化，并出现呼吸、心跳骤停。王士雯奔到病床前，发现为患者进行气管插管及使用呼吸机已经来不及。她没有犹豫，立即为患者实施了紧急口对口人工呼吸。经过长达1小时的奋战，患者终于恢复了呼吸心跳，转危为安。
好医生：“我没有收过病人一分钱红包”
初见黄志强，人们都会下意识地整理一下自己的衣装。这位九旬老人，穿着自己挑选的藕荷色上衣，牛仔裤，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只有穿得漂亮了，人的精气神才能上升。”
黄志强的记忆力很“奇特”。他能说得出几十年前治过病人的病情，但却记不住自己的生日。前段时间，89岁的黄志强还“稀里糊涂”地过了90岁生日。后来大家没办法，只好将1月1日作为他的生日。
“要把病人像恋人一样对待，天天想着你的恋人，怎么会记不住？”黄志强说。到今天，他还每周坚持去病房查房。
“黄老一张片子要看半个小时。”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梁斌告诉《科学时报》记者，“每次给病人作完检查，他都会亲自扶病人起来。说实话，现在我们年轻医生都做不到这一点。”
至今，黄志强还保持着每天早晨6点半到办公室、晚上7点半下班的习惯。学生们大年初一给黄老拜年，都要到办公室才能找到他。“除了生病，我都会在医院。当然，生病了也得躺在医院。”黄志强开玩笑说，“外科手术，75%靠决策，25%靠开刀。所以外科医生只有脑子糊涂了以后才能退休。”
临床实践考验医生的不只是精湛医术，还有勇于担当、敢于挑战的品质。一位古稀老人患胰头肿块，一时无人敢行切除手术；转自某医院的一位重症坏死性胰腺炎手术后患者，情况危急必须再次手术。黄志强毅然担起风险，为他们手术。他说：“不能尽我所能地为病人解除病痛，要我这个一级教授有何用。”
“对领导对群众一样精心，对熟人对生人一样热情，对大人对小孩一样周全。”这是姜泗长行医几十年对自己的约法三章。他要求全科同志确定新的“康复意识”，追求救死扶伤最大值，让病人从生理到心理都真正康复。
作为“打开内耳禁区的人”，姜泗长先后成功实施国内第一例内耳开窗术和镫骨底板摘除术，“让聋哑人听到了伟大时代的声音”。他创立了有名的“鼻子诊断”，闻辨用棉卷擦出的病人耳道里的分泌物，有时发出的恶臭让病人都不好意思，但他却习以为常。在这位我国现代耳鼻喉科的先驱看来，万事必须从诊疗的第一步入手，才有可能成就医学上的辉煌。
把病人视为上帝，也是卢世璧从医的信条。
“有次我们开完会，卢老发现一个病人一直在门口等他，于是他索性就坐在医院大楼的台阶上给病人看起了片子。”卢世璧学生郭全义说，“不管病人几点来找他，他都不嫌烦。”
“好多人来找我看病，我都没有时间给他们看；好多进修大夫来这里学习，我都没有时间给他们上课。”尽管把一生都献给了医学事业，但卢世璧还是恨自己时间不够用。
为了事业，年过40岁的陈香美才准备做妈妈。怀孕之后，为了不影响工作，在长达9个多月的时间里，她没有让科里任何人知道。临产前20天她去作产前检查时，才意外被护士长和协理员得知。当大家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怕影响了工作。
产前3小时，陈香美还在为科里的事忙碌。剖腹产手术后第7天，得知科里正在抢救一名急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她冒雨赶到病房，亲自为病人做肾穿刺治疗，硬是把这名被其他医院认为无法挽救的危重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对陈香美来说，没有时间救治每一个肾脏病患者，令她痛苦不堪。她说：“我1968年开始当医生，43年了，我还没能解决中国患者的慢性肾脏病和尿毒症。我必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肾脏病防治上，必须要唤起中国公众对肾病的认识，好好爱护自己的肾脏；也要让政府知道，肾脏病是‘沉默的杀手’，要关爱肾脏病弱势群体，让他们感受到改革开放30年的进步。”
院士们经常到革命老区和贫困山区巡诊。盛志勇回忆说，当时农村的医疗条件非常恶劣，好的时候还能到小学校，把几张课桌拼起来做手术。许多时候只能把门板拆下来当手术台。夜里农村没有电，盛志勇的医疗队伍就只能打着手电筒做手术。
“我们总谈医疗改革，我觉得首先就要让农村的医疗条件跟上去。”盛志勇说。有一次，盛志勇在陕西安康遇到一位农妇，她长期罹患胃溃疡，生命垂危急需输血。当盛志勇得知农妇的血型和自己相同时，毫不犹豫地抽了200毫升血输给她，紧接着又为她做了手术。
面对社会上对医生道德的拷问，盛志勇敢说自己“这辈子没有收过一分钱的灰色收入”。“军队医院为什么要收治老百姓患者？因为，军人属于身体素质相对较好的人群，我们如果不给百姓治病，军医就要倒退。”
作为我国著名的心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士雯认为，作为医生，要将怎样把病治好、最大限度地延长患者的存活时间作为中心问题来考虑，不能首先考虑可能的风险和个人安危得失。有一次为了抢救病人，她连续在病房守护了15天，直至病人脱离险情。
好专家：“科研成果能造福患者时，我再闭眼”
姜泗长知道，要提高医疗质量，一定要有科研做后盾。于是，从一间11平方米的小房间开始，姜泗长筹建起了解放军总医院的第一个实验室。1962年，实验室扩大为36平方米，1964年再扩大为70平方米。
与此同时，实验室在军内外的影响力也在逐年扩大，来此进修的专科同行逐渐增多，姜泗长的学生也由此开始遍及军队和地方许多医院。他们在这里学习病理，学习手术，回去后大都成为了本单位的学科带头人。
1986年，姜泗长领导的耳鼻咽喉科成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但这一年，癌症却夺走了他的3/4的胃。手术后，他躺在病榻上写出了一份报告，申请建立耳鼻咽喉研究所。1987年，解放军总后勤部批准在三〇一医院建立耳鼻咽喉研究所。3年后，我军第一个耳鼻咽喉研究所落成。
姜泗长闻讯，不禁热泪纵横：“建立研究所是我一生的夙愿，它虽然是一座新楼，却是几代人的心血！”
作为我国烧伤医学专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盛志勇在大面积深度烧伤的治疗方面，把我国这项技术推向了世界领先地位。他曾成功救活了一位全身95%烧伤患者。有美国专家惊叹：“烧伤面积如此之大，治愈恢复如此之好，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人间奇迹。”
不过，盛志勇还没有满足。烧伤患者痊愈后，因为植入的皮肤上没有汗腺，无法排汗。天气热的时候只能呆在屋里，他们住的房间里甚至要装两部空调。“我们不光要救活病人，还要让病人治愈后的生活质量得到保障。”
近年来，盛志勇和付小兵开始组织研究人员进行疤痕部分汗腺组织恢复的研究。经过反复的探索和实验，他们终于能够成功地把干细胞培植成汗腺细胞，切除疤痕后植入到患者身上，从而使烧伤患者治愈后的皮肤部分恢复出汗功能。
目前，这项研究已经在20名患者身上得到成功应用。“研究很成功，可是现在大面积推广还很困难，我们国家临床试验的政策太保守，一切都要求‘按常规方法办’。可是不打破常规，怎么能创新呢？”盛志勇在为自己团队的成绩感到骄傲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忧虑。
“我没有几年了，可我想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些成果能造福患者。到那时候，我再闭眼。”盛志勇说。
基础研究如何顺利地转化到临床，同样也是陈香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001年，陈香美递交了肾脏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请。10年来，陈香美带领自己的团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2011年5月23日，陈香美的梦想终于成真。“我接过肾脏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牌子时，感到不光是手上的牌子沉，我的心里也是沉甸甸的。”
的确如此。上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的陈香美成了一名临床医生。那时候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肾脏病也只是临床医学里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方向。“当时我们国家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台血液透析机，大量尿毒症患者入院后得不到治疗，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向死亡，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样的状况让陈香美下了出国留学的决心。1983年，陈香美远赴日本求学，立志解决尿毒症的发生、发展和治疗问题。从踏进实验室的第一天起，她每天都要工作到下半夜两三点，回家睡几个小时，第二天8点钟又准时出现在实验室。导师称她“4年干了8年的工作”。
1987年，陈香美从日本北里大学顺利毕业，她也成为获得该校医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外国女研究生。陈香美谢绝了导师及同事们的挽留，谢绝了高薪和优厚条件的允诺，执意回到祖国。
陈香美的事迹也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关注，《朝日新闻》等6家报纸写道：“陈女士的愿望是回国建立中国的肾脏病研究中心，为中国人民造福。”回国后，陈香美还把省吃俭用买的和老师赠送的价值10万余元的实验器材及试剂，全部无偿献给了祖国肾脏病事业。
回国后的这些年里，陈香美还是像在日本一样“连轴转”，忙碌得令人不忍打扰。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当天，她凌晨4点才从外地赶回来，上午又去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然后当天下午3点还要飞赴长沙，去那里开展腹膜透析的推广工作。
“我不仅是三〇一医院的肾病专家，也要做全国肾脏病人的专家，这就是我作为院士的责任。”陈香美说。
在人工关节、骨、软骨、神经组织工程研究等方面，卢世璧均有重大建树。近年来，卢世璧在国内首先研制成功球臼式人工膝关节、人工腕关节和拇掌腕关节，其水平在国际上都达到了领先地位。
人工关节这个东西，并不是每个老百姓都听说过。真到了要换关节的时候，在医院的推销下，百姓往往会选择几万块钱的进口关节。
“我们中国人的卫星也上天了，导弹也研究出来了，人工关节怎么就做不了？”卢世璧说，“其实不是做不了，我们国产人工关节的质量并不差，但是存在的其他问题太多。”
上世纪90年代，卢世璧拿着自己研制的人工关节到瑞士去进行鉴定，外国人提出了许多毛病。可到了1998年，一家中国企业把同样的产品卖给了外国公司，关键技术没有变，只是包装和商标换了换，竟然就顺利通过了鉴定。
“不是我们产品质量有问题，而是外国人对我们打压太厉害，而国内至今还没有一套自己的鉴定标准。”卢世璧眼看着利润都被外国人卷走，心里很着急。
而创新能力的不足，让我国在这一领域的不利地位进一步恶化。目前国外的人工关节生产工厂里，70%的人都是研发人员，只有30%是生产和销售人员，而我国则正好反过来。“我们的研发机构非常差，国外出了新产品，我们就马上去仿制。”卢世璧说，“没有原创的研究，哪来的进步？”
卢世璧决心打破这个局面。近年来，他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关节软骨的再生医学上，用组织工程的方法修复软骨，用纯天然材料做成了人工支架。
可是，3年来，卢世璧却只在3个病例身上应用了这个方法。“治疗效果很好，可是没法推广开。我们国家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存在很多问题。”
最近，他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运动医学专家于长隆合作，在解放军总医院全军骨科研究所里搭起了一个实验病房。“临床试验本来不是研究所的工作，但为了能让成果得到转化，我们还是咬牙做了。”半年来，他们的临床病例达到了十几例，卢世璧等人的奔走和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严重创（战、烧）伤的救治一直是我国军事医学的重要课题，也是和平时期对平民造成伤害的重要损伤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付小兵率先在国内开展生长因子与创伤修复关系研究，开拓了创伤修复研究的新领域。经过20多年的潜心研究，付小兵终于使我国在用创面修复的基因制药业上走在世界前列。
从事研究工作30多年来，付小兵先后承担国家“973”、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础以及军队重点医学科研项目16项，获国家“973”、“863”、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25项资助。获国家和军队二等以上成果21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2008年，他被国际创伤愈合联盟授予“国际创伤修复研究终身成就奖”，荣立一等功，被誉为我国的“创伤医学之星”。
可是付小兵却从不把自己获得的奖状和奖杯摆在外面。他说：“人活着就应该把每一天当做新的起点，一切从零开始。”
好老师：“我是在培养人，不是雇一个打工仔”
姜泗长所在的耳鼻咽喉科“三代让贤”的故事，是解放军总医院的一段佳话。
1984年，姜泗长把自己的学生、年仅48岁的杨伟炎推上了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的岗位。作为医院第一个提前主动让贤的老主任，姜泗长此举在当时堪称惊人。
受到姜老的启发，之后的科主任杨伟炎、韩东一也纷纷效法。这一打破常规和惯例的做法，让年轻的优秀医生得到了实战锻炼的机会，也成为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一项优良传统。
“能成为姜泗长的学生，是我莫大的幸运。”杨伟炎回忆起自己的老师时说。1979年，他做第一例神经瘤切除手术时，老师姜泗长在他的身边守了整整7个小时。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作为黄志强的弟子，梁斌用了《论语》里的一句话形容自己的老师。
黄志强为人温和有礼，话也不多，更从来不对学生动怒。但他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或者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都会让学生感受到言传身教的力量。
“黄老对患者病情的每一点细节都了熟于心，用什么来形容他工作的严谨态度都不为过。”黄志强的学生姜凯，如今已是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的科室副主任了。
姜凯回忆说，当年他帮助老师翻译《希夫肝脏病学》时，2000多页的一本书，黄志强每一句话都看了不下3遍。“黄老自己都说，编完这本书，感觉老了好几岁。”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曾与黄志强同乘一部电梯。电梯门开后，他都会执意让同行的女性先进电梯。“黄老很有绅士风度，我们一起出差的时候，他也从来不会让学生给他拎包，什么都是亲力亲为。”梁斌说。
与学生平等相待，是黄志强深受学生爱戴的一大原因。“我是在培养一个人，不是雇一个打工仔给自己干活。”黄志强说。梁斌表示，黄老从来不会拿自己的学术权威压人，“黄老自己常说，学术权威能推动学科发展，也有可能起到阻碍作用”。
而为了不让自己给学术带来“阻碍”，黄志强至今还坚持每天研读最新的学术论文，掌握最近的研究进展，甚至在办公室偷偷学习五笔打字。“我得跟上时代。首先我自己不能出错，才能对得起我的学生。”
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临床部副总护士长张明学，从16岁起就在卢世璧身边当护士了。
“我那时刚从学校出来，话都不会说。三〇一医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学校，卢老就是我的老师。”张明学说，“卢老很善良，一点儿都没有瞧不起我年纪小、学历低，一点点教我医学知识，甚至还鼓励我写论文。”
护士写论文，这在当时就像天方夜谭一样。张明学怯生生地把自己的论文交给了卢世璧，卢老反反复复地给她改了不下8遍。最后这篇文章终于被一家医学期刊刊用。
张明学成了医院里第一个发表论文的护士，这份成绩给了她莫大的鼓舞。现在，她也一直在指导自己部门的年轻护士做学问、写论文。
解放军总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陶笙从1986年来到卢世璧身边实习起，就没见卢老训过人。“卢老给我最大的指导是做人。他就像自己研究的人工关节一样，钢筋铁骨，不畏困难。”
卢世璧在生活上不拘小节，陶笙等人去他家里，发现他家里到处都堆着资料。“我们要给他收拾，老爷子还不让人动，说什么自己的资料摆在哪里，都是有规律的。”陶笙说，“可是一面对科研和临床，卢老马上就变得一丝不苟起来。”
早些年，断骨重接还不讲究开刀手术，卢世璧就在X光照射下给病人接断骨。因为防护手套会影响效果，他就裸手操作。“卢老因此患上了放射病，10个手指甲全部坏掉了。”谈起这件往事时，陶笙难掩对自己老师的心疼之情。
与黄志强和卢世璧不同，陈香美对自己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
“我教导我的学生要奉献、努力、钻研、负责。”陈香美说，“我的学生将来都要成为临床医生，对于他们来说，除了要技术和知识过硬以外，心理和修养素质的培养都很重要，不然怎么能让老百姓信任你？3年研究生时间很短，必须要抓紧时间让他们历练。”
虽然在实验室严格要求，可私下里，陈香美却像慈母一样对待学生。她千方百计送学生出国进修，为他们创造各种机会。有时实验室里人走得太多，她就自己一个人扛下几个人的活。她记得每个学生的衣服尺码、鞋子尺寸，甚至肤色深浅，有时间就会给学生买几件衣服，贴补点家用。
为了年轻一代的茁壮成长，盛志勇也同样想方设法为学生争取出国深造的机会。他先后培养了王正国、付小兵、朱兆明、郭振荣、柴家科等一大批知名医学专家。王正国是中国工程院医药工程学部首批院士，他当选时间比自己的老师盛志勇还早两年。
“每天都是责任感在驱使着我不停地工作。”陈香美道出了7名军医院士共同的心声。在几十年的奋斗中，院士们用自己的忠诚和大爱，勾勒出了当代共产党员、军人、医生和学者的优秀形象和高尚品格。
他说：“我虽然是一名院士，但更是一名战士。当国家有灾、人民有难的时候，作为白衣战线上的一名老兵，当然要冲在最前沿。”
《科学时报》 (2011-06-22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