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的高科技创业者为手握大量风险投资却拿不出相应产品而尴尬的时候，中国的科技精英们却还在为缺乏成果转化资金而苦恼。
“科研人员得拿着馒头卖面粉，如果没有馒头，面粉就卖不出去。这导致大量成熟的科研成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留在自己手中，几年之后被更新的技术所超越和淘汰，国家当初所投入的大量研究经费、人力、物力也浪费了。”
致力于移动照片分享应用技术的Color公司去年9月成立伊始，便引起了业界高度关注。人们对Color感兴趣是有原因的——当它还只是一个创意时，就获得了来自红杉资本、贝恩资本、硅谷银行总计约4100万美元的投资。
不幸的是，Color出师不利。今年3月底产品正式上线后，用户满意度并不高，许多人对其前景表示质疑。《纽约时报》6月21日发表评论说：“如果你豪掷4100万美元举办了一场派对却无人问津，心里是什么滋味？Color对此一定感受颇深。”
在他们看来，Color是一个悲剧。然而，在中国许多高科技创业者眼中，它却是令人羡慕的对象：当美国的高科技创业者为手握大量风险投资却拿不出相应产品而尴尬的时候，中国的科技精英们却还在为成果转化资金缺乏而苦恼。
有馒头才能卖面粉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需要转化这一理念近年来已成为共识，但目前我国研究单位的科技成果转化情况与其科技资源存量以及社会现实需求却并不相称。
据统计，我国高校每年通过鉴定的科技成果达1万项左右，其中30%左右的项目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和产业化前景，但真正实现转化与产业化的还不到10%，大量具有产业化前景的科技成果无人问津，呈现出“成果多、转化少、推广难”的局面。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他们当然愿意看到技术转化为产品、走向市场、创造财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项技术要转化成产品却是相当复杂和艰难的。
王志强（化名）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研究员。他告诉《科学时报》记者，目前我国国立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绝大部分来自于国家的支持，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统一管理和使用。这些经费中，很少包括将科研成果面向市场转化的费用。
尽管我国政府近些年来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采取了各种方式，如实施火炬计划、星火计划，组建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等，但很多科研人员在想要进行成果转化时还是感到捉襟见肘。
一方面是无法从国家获得成果转化所需要的资金，另一方面，合作企业在投放资金时又非常谨慎。
科研人员在跟企业谈项目合作的时候，企业往往要在看到实实在在的产品之后才会对某项技术进行投资。
“科研人员得拿着馒头卖面粉，如果没有馒头，面粉就卖不出去。这导致大量成熟的科研成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留在自己手中，几年之后被更新的技术所超越和淘汰，国家当初所投入的大量研究经费、人力、物力也浪费了。”王志强颇有些激动地说。
采访中，王志强拿出厚厚一沓名片，都是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知名企业负责人的名片。王志强一边展示名片一边跟记者说，这些企业原本对他的研究成果都很感兴趣，但见面洽谈之后却并未成功，因为他没有现成的产品，只能拿着厚厚的一摞资料跟企业“纸上谈兵”，而企业却因为对项目的技术风险有疑虑，不敢投放大笔资金。
更有甚者，有些企业只愿意以较低的费用买断技术专利，而这点钱根本抵不上开发这项技术时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只好让技术束之高阁。”王志强苦笑着说。
一位从事盐化生产的企业高管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企业在这方面也有难处，因为企业消化和吸收科技成果通常要面临生产、管理、市场和后续发展等方面的风险，这些风险仅靠科研院所提供的成熟技术是无法规避的。接受高新技术成果的企业所面对的是比传统企业更大的风险。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高科技风险投资（VC）的问题。
近乎缺席的风险投资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我国科技项目从试验成果转化为产品的过程中，风险资金的涉足非常少，这也是目前大量科技资源被浪费的原因之一。
从国外成功的经验与模式来看，发展高科技产业最活跃、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高科技风险投资。它能提供雄厚的资本、先进的管理经验、准确及时的市场预测和广泛的客户网络，而这些都是高科技产业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我国的风险投资在高科技产业中却一直是近乎缺席的状态。
北京师范大学电子系一位教授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他前几年研发出来一项技术，申请了专利，但因为没有资金，该成果一直无法转化为产品。几年来，他找过银行、担保公司、信贷公司，甚至一些协会、企业，但始终没能找来钱，最后只得放弃了办公司的念头。“风投行业不愿意将资金投入到高科技成果转化中，银行也不愿将资金投入高科技领域。”对此，这位教授感到十分无奈。
这位教授所需要的是早期风险投资，也就是所谓“天使基金”、“种子资金”。天使基金在美国最为发达。据《纽约时报》报道，The Melt网站计划通过手机订购的方式销售焗芝士三明治和汤，它凭借这一创意从红杉资本获得了1500万美元融资；Airbnb公司则依靠“出租自家空房”的商业模式获得了1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澳大利亚团购网站Scoopon募得了8000万美元；定位于为家庭主妇提供服务的Juice in the City公司募得了600万美元的投资；手机定位游戏服务商Scvngr募得了1500万美元。
美国投资者称，过去两年内，他们花在购买这些创业公司股份上的资金上升到原来的两到三倍。根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的统计结果，今年头三个月，风险投资家们共投入了59亿美元，与去年同时期相比增加了14%。
美国风险投资业在高科技领域的表现可谓大刀阔斧，而与之相比，我国的风险投资却是谨小慎微。
在我国，为什么风险投资不愿意流向高校和研究院所呢？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朱永法告诉《科学时报》记者，目前在高科技方面的风险投资少是因为高新技术风险大。风险投资必须要有专门化的管理人才对投资资本乃至投资对象的经营进行风险评估以及严格、系统的管理，而我国的风险投资者往往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而且，高科技风险投资的本质是“准备打水漂”，这是投资者所不愿意的。
接受采访时，国家纳米中心科技处处长刘前也表示：“我国风投行业的状况是过于求稳。在美国风投行业，一般投资十个项目成功一个就行，而在我国，是希望投资十个项目至少要成功六个。”
两位投资者的言论也印证了上述看法。
经纬中国创始人张颖在其微博上说：“专业VC公司的钱不适合大多数创业公司。我们要投资的是能有高回报、能被收购、能上市的爆发性公司。拿到VC钱的公司很多无法做大，最后只能退出，导致我们只能通过少数明星企业高回报来得到最后一个良好的平均收益。”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者则向《科学时报》记者坦承：“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成功率低，我国还没有建立起高技术风险投资的回报体系。”
如何摆脱困境
采访中，就目前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存在的不足，许多科研人员也向记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王志强告诉记者，国家的科研经费中应包含成果转化所需的资金，或者由国家出资建立中试基地。
他进一步解释说，合作企业都希望先看到产品，再决定是否在这项技术上投资，这就需要研究人员有足够的资金进行中试，建立生产平台，制造出相应产品。
但是，除了部分掌握较多资源与科研经费的重量级专家有此能力外，大部分一线的研究人员都没有这方面资金。为了使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国家应考虑在成果通过鉴定之后，继续投入成果转化所需资金，或者由国家统筹安排，出资建立中试基地，使之形成比较完整的系统，从而使大量的科研成果能够顺利转化为生产力。
朱永法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向记者表示，科技成果转化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资金投入。大多数企业只愿从事产品生产和销售工作，而从成果到产品还要经过中试放大、小批量生产等一系列试验，解决工艺流程中复杂的试制环节问题，这都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力量的投入，这往往导致企业不愿从高校和科研院所购买科技成果。
“一些重大专项活动、技术平台的建设，常常需要科研院所提供额外的资助和补贴。因此，国家应在划拨科研经费时就考虑到这方面的需求。”朱永法说。
朱永法还建议，企业在资金投入方面可以采取灵活的方式。
他告诉记者，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开发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企业担心其中潜在的风险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企业在与院校合作时，如果看好一个项目，可以采取灵活的方式投入资金。
比如，在项目确立后分批投资，先投入一部分风险资金，进行小试，小试成功，再投入一部分资金。之后，还可以再追加生产所需资金。产品投放市场成功，有较好的效益后，再投入长远发展和改良技术所需资金，这时候也可以将技术转卖获利。“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就可以避免一次性承担较大的风险。”
刘前则建议，社会风险资金应向高科技企业转移。
“如果将科研成果和社会风险投资结合，利用风险投资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这将会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成果转化比较好的一个模式。”刘前说。
据刘前介绍，科研成果转化率较高的国家，诸如美国、日本，其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资金主要通过社会风险投资来获取。少了这一环节，科研成果转化就会比较艰难。尽管高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比较高，但高科技领域一向是“高风险，高收益”。
“要看到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整体社会效益。一旦成为生产力，它们为社会带来的收益将是无法估量的。”刘前说。
《科学时报》 (2011-07-07 A3 技术·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