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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把脉独立学院发展：解读现象、解析争议、解释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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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非议多
“利益主体不止一个，矛盾多，也容易被放大”
每年招生都要培养不少百万富翁，像湖北的独立学院招生规模近10万人，保守估计至少有10多亿元被少数人中饱私囊——几年前，有人曾在媒体上“披露”独立学院的某些“黑幕”。
对于独立学院的各种指责，一直都未停息。但实际上，独立学院诞生的初衷，是为了缓解高等教育的某种困境。
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王富伟介绍，独立学院兴起于江浙一带。浙江高校数量原本就不多，1998年浙江大学合并其他几所高校后，因为研究型大学的定位，本科招生数不升反降。独立学院，成为浙江破解这一难题的“新招”：一年内建起22所独立学院。
但是，作为新生事物，独立学院缺乏必要的管理和规范。“独立学院很成问题”，在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独立学院如果不“断奶”，将进一步畸化中国的高等教育。
熊丙奇说：“在发展初期，很多独立学院没有学位发放资格，只能依靠母体校，造成二、三本的学生毕业时却拿到了一本学位证书的怪象。”熊丙奇直言，这对一本学校的学生不公平，对其他民办高校更是如此，严重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
2003年，教育部颁布8号文《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开始整顿独立学院。“五独就是最核心的要求。”熊丙奇解释，独立学院被要求具有独立法人、独立校园、独立财务、独立师资和独立证书。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阎凤桥认为，趋利性行为在民办高校和公立高校都有所存在，但“由于一些独立学院的利益主体不止一个，彼此矛盾较多，所以问题容易被摆上台面，也容易被媒体放大”。
【闻】“独立潮”
并非全国趋势，校企合作类独立学院更易“闹分家”
“媒体往往把独立学院一概而论，什么样的帽子都往上扣。但是，独立学院之间的差异不容忽视，问题也不尽相同。”阎凤桥说。
王富伟介绍，从合作方式来看，独立学院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由公立高校利用自有资源或其他公有力量举办；第二类由公立高校与私营企业合作举办。
“比如，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是由浙江大学、杭州市政府和省内一家国有企业组建，属于第一类，学院的具体运营和管理由浙江大学负责。”王富伟举例说：“第二类的代表是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由华中科技大学与一家私营企业联合举办。企业负责硬件投资，母体校负责教学与管理。”
第二类独立学院与母体校的关系更像是“借宿”。“独立，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在调查中，王富伟发现，第二类独立学院的负责人只是把独立学院看做一个过渡，借助公办高校的影响和办学力量，“扶上马，走一程”。
“矛盾，尤其是利益分配方面的争执，在母体校和私营企业或者个体老板的合作中，频频产生，因此这种联合不太稳定。”阎凤桥指出，从母体校角度看，独立学院从学费中获得办学经费，与其和投资者合作，还不如从银行贷款，因为投资者的介入使得学校难以按照非营利组织的模式运行；而从投资方来看，母体校仅派一些教师和管理人员，就收取高比例的管理费，不如自己独立办学，与公立学校合作不是一桩划算的买卖。
近年来，嚷着“分家”的独立学院大都属于第二类。“因此，不能简单地说独立是大势所趋，这种倾向只是在第二类独立学院中较为明显。”阎凤桥说，虽然没有全国的数据，但依据调研的情况看，两类独立学院的数量不相上下。
【问】政策不足
“太过刚性”，失之灵活，值得商榷
教育部2008年出台的26号令，曾被不少媒体看作独立学院的“断奶令”。“26号令明确界定了独立学院的民办属性，并基本上将其视为‘普通本科高校’。”王富伟认为，这是26号令的两个要点。
但是，正是26号令让部分独立学院陷入尴尬。
据阎凤桥了解，在浙江，仅有少数独立学院的校园占地面积达到了26号令规定的500亩。
“这规定无视地域的差异。杭州寸土寸金，有500亩地谈何容易？要符合政策，独立学院只能举债拓土，或者将校园置换到郊区。如此一来，高校的新一轮债务就会纷至沓来，或者因为迁校而对办学产生影响。”阎凤桥有些无奈。
“很多独立学院的负责人都在等。”回忆起在湖北的调研，王富伟认为，他们等的是具体政策，因为26号令的规定“太过刚性”。
“独立学院，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这是26号令第二条的内容。“它首次加上了‘国家机构以外’的限定性说明。”王富伟这样解释。
但是，“浙江22所独立学院，只有4所合作方是非国有力量。”阎凤桥指出，如果严格按照规定，浙江的独立学院几乎都不符合要求。而这个要求本身是值得商榷的。
先发展后规范，是独立学院政策制定的显著特点。在阎凤桥看来，事后制定的政策往往具有统一性，但由于无法估计独立学院的多样性，失之灵活。他进一步解释说，独立学院的审批创办在前，规范性政策出台在后，前后颠倒的流程自然会在运作和政策间撕开一道裂痕。
【切】怎帮扶
消除政策性歧视，在体制上“松绑”
消除政策性歧视，被熊丙奇视作提振独立学院乃至整个民办教育的一针强心剂。
熊丙奇认为，民办教育在中国的地位过低，没有经费补助，以前甚至连助学贷款都没有。民办学校的教师也被排除在体制之外。
相反，“在发达国家，政府都会对民办教育进行补贴。民办教育提高国民的受教育年限，对国家也有好处。”熊丙奇说。
民办教育“低人一等”，在高招批次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目前高考录取在本科层次分为三个批次，而独立学院和民办本科学校被分在了第三批次。“这种划分，无疑给民办高校浇了一头冷水。”王富伟坦言。
阎凤桥则在招生环节上看到了一些尝试，比如，浙江省自2009年起将“二本”和“三本”合并为同一个招生批次，“这种改革将使公立和民办高校在一个平台上竞争，促使学校通过提升自身的教育质量吸引优质生源来获得发展。”
在政策制订上，阎凤桥希望能多一些弹性，多从帮扶的角度出发，而不只是限制。
“各地独立学院的发展情况不一，比如在校园占地面积上，是否可以给一个指导性指标或者按照各省独立学院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阎凤桥认为，灵活的政策能够更好地令独立学院因地制宜。
体制上给独立学院乃至民办高校“松绑”，在阎凤桥看来也是行之有效的手段，“浙江已经将民办高校定位成‘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如果能强化公平性，那么政策性歧视将会消除得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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