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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侠:投入总量与结构安排的矛盾有待厘清 |
——读《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有感(之一) |
期待已久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终于在炎热夏日中新鲜出炉。客观地说,这个规划还是有很多亮点的,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评价一项政策或者规划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是,作为普通公众只要知道两点即可:首先,前后两项政策或者规划是否有内容增量。一项好的政策或规划的最大特点就是要具有超量的经验内容。其次,政策或规划的主要条款是否具有敏感性,如果没有,那么这项政策就是存在问题的。简单对比一下“十一五”与“十二五”两个规划的目标就可以了解很多信息,其中,“十二五”规划里增加了专利、公民科学素质等五项新指标。
从表格(见下)中可以看到,“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设定的硬性指标中除了投入与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没有完成外,其余的指标都超额完成任务。其中科研投入在中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十二五”规划把这个指标设定为2.2%,考虑到2010年投入已经达到1.7%,也就是说,未来五年内,每年科技投入增加0.1%,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即便如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目前发达国家R&D投入占GDP的比例普遍在2.5%以上,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增加科技投入仍是中国在制度层面应该坚持的原则。结合规划,笔者认为在科技投入上应该彻底厘清两个问题,即投入总量与结构安排问题。遗憾的是,这两个问题在这份规划中并没有得到对等的应有的关注。
主要根据科技部数据以及其他数据整理而成,其中科技活动人员总量指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作者注
这份规划再次明确提出科技投入的总量问题,即未来五年内科技投入将占到GDP的2.2%,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虽然目前公众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呈现出一些不满,但是,支持科技的目标不能动摇;换言之,未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就是科技。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要素主要有4个:土地、资本、人力与科技,这被称作社会经济发展的四个轮子。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依靠前三种要素长期被压抑后力量集中释放的结果,科技含量并不高,这从人均劳动生产率以及能耗等指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可以清晰体现出来。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已经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拓展空间了,中国接下来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这也是学界一直呼吁增加科技投入的根据所在。另外,相对于其他部门而言,投入到科技领域的经费效率更高:试问国内还有哪个行业,仅用占GDP1.7%的投入就取得了科研成果世界排名第二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规划强调增加科技投入是非常明智的,也是很有眼光的。但是在资源的配置结构上有些问题还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在科技投入总量长期不足的情况下,合理配置资源就是衡量一项政策或规划质量的关键指标。在所有政策要素中,投入要素具有最高的敏感性。一项好的规划或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制度安排,最大程度上调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它的质量就是存在问题的。本规划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了推动重大项目的布局,如第三章专门谈到“加快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并列出了十一大专项领域等。这是一项非常值得商榷的安排,近十年来中国科研环境逐渐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由所谓的重大项目带来的。在整体科技水平不是很高,再加上科技评价体系不健全,以及对于科技发展前景把握不准确的背景下,贸然推出太多所谓的重大项目,必然造成两种困难局面:首先,资源的使用效率进一步下降,这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带来的必然结果,同时,有研究显示,在人均经费比较低的情况下,增加人均投入会带来产出的快速增加,激励效应明显,而且可以促成共同体的有机团结与竞争。其次,由于信息不对称,无法避免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设租与寻租行为,败坏了学术风气。第三,重大项目的盲目扩张,加剧了资源配置的结构性不平衡,人为造成科技界的垄断。其实,热衷于大项目,其背后隐含一个预设:即大项目等同于高水平和前沿研究,采取大兵团作战就一定能够取得大成就,这种赌博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造成这种心理的原因有二:其一,政绩冲动。渴望短期内通过某个重大项目的成功,一俊遮百丑,迅速扭转局面,并获得社会认同;其二,便于对科学共同体的管理与控制。
鉴于以上考虑,应该大量缩减所谓重大项目的数量,在资源总量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做好资源的结构配置与平衡,利用这段难得的发展时机,全面提升中国科技的整体水平,慢慢地就会出现水涨船高的局面。科学是一项需要耐心的缓慢而长久的事业,它需要的是马拉松精神。即便遇到国家急需的重大项目需要解决,也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运作模式。可以利用我们的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尽量减少个人和小团体的申报,而采用国家组织实施,由国家临时召集相关科研力量组织攻关,“两弹一星”的模式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在常规科学时代,我们需要做的是稳步推进科技发展,而不是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偶然的成就。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7-18 A3 观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