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尊琪 中国科学院院士
对待科学问题，王老的态度向来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在解决神光Ⅱ技术关键问题中，他要求我们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到位，绝对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他要求研究工作和工程工作都要坚持高标准、高水平，绝不能偷工减料，自己骗自己；跨越式的发展一定是建立在踏实工作、深入掌握科学规律本质的基础上的。
龚知本 中国工程院院士
“文革”期间，我国的大气光学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一样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干扰，研究队伍也面临解散的地步。王先生出于科学家的强烈责任感，在自身受到冲击的困难情况下，积极奔走呼吁，在中科院有关部门支持下，将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上海光机所以及大气物理所从事大气光学研究的科研人员集中在安徽光机所，建立大气光学研究室，得以坚持并保存队伍，相机发展，大气光学遂成为该所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为后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母国光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老于1979年亲自将分散于不同行业（科研、工厂、教育、军工）的光学工作者联结起来缔造了中国光学学会；是他呕心沥血培育了中国光学学会的成长；是他把学会在国内与政府的有关部门联系起来，起到了桥梁纽带的作用，在国外加盟国际学术组织，使中国的光学走向世界；是他通过这个学会向广大的人民群众普及光学知识；是他通过学会凝聚精英，增强光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向社会和国家推荐人才；是他通过学会向国际开放，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使我们的朋友遍及天下，加速了我国光学科学水平的提升；是他筹划了我们的国际合作的框架，亲自带领我们到国际平台上交往和交流。
姚骏恩 中国工程院院士
1956年我国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时，由王大珩先生等组成仪器规划小组，提出要研制电子显微镜，当时的苏联顾问认为：难度太大，十二年内中国做不出电子显微镜，不要列入规划；中国如要用，可向苏联买。
1958年，长春光机所王大珩所长、龚祖同副所长打破迷信，提倡研制电子显微镜。很多人都怕完不成任务。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同志对此十分关心，问王所长：“你们做得出来吗？”王所长回答说：“做得出来！”并确实在短短72天时间内即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
干福熹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光学学会加入了国际光学学会后，我们都希望中国光学学会有人担任国际光学学会的领导，王大珩先生是众望所归的。当时我与大珩先生商量此事时，他讲了一段至今令我很难忘的话。他讲到自己从解放后一直从事科技组织工作，很少具体参加科研工作，很少发表文章，学术上在国际影响不大，还是推荐学术研究有成就的人去担任国际光学学会领导。王大珩先生就是这样谦虚和严谨地看待自己，推荐后辈的。
陈星旦 中国科学院院士
大珩先生1952年到长春筹办仪器馆，不久把我从东北科学研究所调来工作，给我安排的一些工作，都不属于同一学科，他这样安排我，看起来有些“杂乱”，但正由于那么早就让我独立承担不同专业的科研项目，对我后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打基础的作用。对他来说，也许是“知人善用”，对我个人来说，是要感谢大珩先生的知遇之恩。
周立伟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大珩先生对青年学人寄予莫大的希望，他特别重视学校对青年学生的科学素质与人文素养的培养。我多次听他讲过这样的话：“人文素养影响着如何看问题，同一个问题，方法、眼光、风格可能差异很大，结果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本报记者王卉摘录整理自《王大珩》一书）
《科学时报》 (2011-07-22 A2 纪念王大珩先生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