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05年，黄禹锡受到造假指控，到2009年韩国法庭对黄禹锡作出正式判决，这四年间，世界干细胞研究沿着黄禹锡当年的道路，取得了飞速进展。
□ 《科学》在黄禹锡事件中的双重标准和处理手法很不寻常。东方要寻求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化与平等待遇，这让一些西方人相当焦虑。
□ 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随着东方的崛起，对话语权的争夺在所难免。
事件篇
“2005年秋后的日子，是黄禹锡生命中注定难逃一劫的岁月。”
首尔不相信眼泪
□本报记者 洪蔚
2007年9月，在黄禹锡被认定学术造假500天后，哈佛大学乔治·达利教授的研究团队，确认了黄氏干细胞有效，“很有可能是一项历史性的创举”。
2009年10月26日,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仅以挪用研究经费和非法买卖卵子两项指控，判决有期徒刑2年，缓期3年执行。这项判决中并无对黄禹锡学术造假的指控。
从2005年，黄禹锡受到造假指控，到2009年韩国法庭对黄禹锡作出正式判决，这四年间，世界干细胞研究沿着黄禹锡当年的道路，取得了飞速进展。
极速“落马”的民族英雄
回过头来，重新审视2005年舆论对黄禹锡造假的狂轰滥炸，科学史专家江晓原，作出了这样的评述：“2005年秋后的日子，是黄禹锡生命中注定难逃一劫的岁月。”
2005年秋后，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黄禹锡就从“韩国民族英雄”、“最高科学家”的耀眼光环中，跌落下来，其被颠覆的速度，在科学史上是罕见的。这背后种种“诡异”的情节，也一一展开。
最先对黄禹锡发难的是他的合作者杰·夏腾。2004年，在黄禹锡一篇论文被《科学》杂志退稿后，夏腾加入了黄禹锡团队，成为主要研究人员，并利用自己在欧美学术共同体中的有利角色，为黄禹锡的论文多方游说。
对黄禹锡团队的工作，夏腾曾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是一件“比研制出疫苗和抗生素更具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工业革命虽然起源于英国……如今在韩国首都汉城也许已经发生了能够改变人类历史的生命科学革命”。
2005年11月12日，夏腾忽然对黄禹锡提出指控，指控他在获取干细胞方面存在伦理问题。为此，黄禹锡在12天后，黯然宣布辞去首尔大学的一切公职。
在黄禹锡的论文受到公开质疑后，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夏腾，却从各路媒体中隐身，在吸引全球眼光的黄禹锡事件中，不再发表任何话语。
2005年12月18日，首尔大学介入黄禹锡事件调查，调查过程进展神速，5天后，便公开了调查报告，称黄氏11个干细胞的实验数据中，有9个系伪造。随后，黄禹锡辞去首尔大学教职。又过了6天，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宣布，黄禹锡根本没有培育出与患者体细胞基因相同的特制胚胎干细胞。
2006年1月10日，在调查进行了23天后，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公布最终调查结果，除了成功培育出全球首条克隆狗外，黄禹锡所谓“独创的核心技术”无法得到认证。
2006年1月12日，距首尔大学介入调查24天，美国《科学》杂志便正式宣布，撤销韩国首尔大学科学家黄禹锡等人两篇被认定造假的论文。
时任《科学》主编唐纳德·肯尼迪发表声明，反复强调说，稿件撤除的最终依据，是基于首尔大学的调查报告，编辑部对论文数据概不负责。
时至今日，在《科学》杂志的官方网站上，黄禹锡的那两篇论文“该文章已被撤销”的红字依然如故。
整整4个月后，2006年5月12日，韩国检察机关对黄禹锡案件正式提起诉讼，指控他在干细胞研究中犯有欺诈罪、侵吞财产罪、违反《生命伦理法》等罪名。其中欺诈罪就是针对学术造假而言，检察官认为，黄禹锡是整个论文造假事件的总策划人，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行为已涉嫌构成欺诈罪。
2006年7月18日，韩国政府决定取消此前授予黄禹锡的科学技术勋章和创造奖章。至此黄禹锡跌入了学术与声誉的最低谷。
飞速发展的干细胞研究
2007年，就在黄禹锡“落马”之后不久，世界干细胞研究却进入了新的拐点。2007年8月2日，《时代周刊》科学专栏就发表了有别于主流大众媒体言论的报告，根据新近科学进展，宣布确认黄禹锡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重大价值。
当天，哈佛大学的乔治·达利教授发表在《细胞》上的一篇论文宣布：由韩国胚胎干细胞专家黄禹锡博士于2004年建立的人类疾病基因胚胎干细胞株，已被该研究团队确认，这些细胞株的建立方法是不含外源性基因污染的单性繁殖胚胎干细胞，很有可能是一项历史性的创举。
在宣布自己研究进展的同时，达利教授也不无惋惜地对媒体表示，2005年，巅峰时期的黄禹锡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到自己科研成果的价值，就已经被涉及“伦理和造假”的舆论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法顾及对科研数据的深入分析，制定下一步的科研方向。
与此同时，许多西方学者却从其初步的分析报告中，预见了人类胚胎干细胞克隆的一缕曙光。
不久后，消失了的夏腾再次露面。2009年1月，夏腾与匹兹堡大学同仁一起提交人体干细胞克隆技术专利申请，其中许多细节，与他曾经的合作伙伴黄禹锡的技术如出一辙。
2009年8月31日~ 9月3日，在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对黄禹锡作出一审判决前一个多月，韩国在2009年首尔干细胞论坛上，向全世界高调推出“一切为了患者的科学与技术”。在韩国继续向2015年进入世界干细胞研究三强、相关产值占领全球市场15%份额的宏大目标全速迈进的时候，昔日明星黄禹锡已经出局。
2010年5月，夏腾故技重演，在《自然》杂志上用 “一个毋庸置疑的里程碑”来评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实验动物研究中心佐佐木恵里博士的研究成果。
2011年2月，美国《血液》杂志网络版上发表了日本研究人员的最新进展，从这些进展的脉络中，黄禹锡当年的实验，清晰可见。
而此时，距首尔大学公布黄禹锡事件调查结果，时间整整过去了5年。
访谈篇
在世人谴责学术造假的激情消退以后，两位学者持续五年跟踪黄禹锡事件，梳理史实……
周旋于东西方话语之间
“2007年11月是一段令人感慨的岁月，黄禹锡被认定学术造假500天后，哈佛大学达利教授确认黄氏干细胞株有效，功成名就。”
江晓原、方益昉持续5年跟踪黄禹锡事件，今年年初，以这样一段值得玩味的表述开篇，将题为《当代科学技术中的权益与话语争夺：黄禹锡事件之后续发展研究》的论文，发表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
近日，《新华文摘》2011年第13期全文转载了这篇学术论文。
采访人：本报记者 洪蔚
受访人：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科学史系主任
方益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博士
韩国制造
记者：韩国法院判决结果，没有对黄禹锡造假指控，为什么在2005年世人都说他造假时，他似乎无力为自己辩护？
方益昉：黄禹锡是一个很特别的科学家，是彻头彻尾的“韩国制造”——无外国学位，无留学背景，他对主导当今科学的所谓西方范式敏感度不够。
当他成为科研项目“老板”的时候，这种对“西方范式”不敏感的“弱点”就暴露出来，对拿到他面前的干细胞试验数据，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当时的黄禹锡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抵达一个重大突破的关口。由于当时克隆出的干细胞缺乏传统识别标记，面对学界的质疑，他没能也无法据理力争。
江晓原：世人都说他造假，但是无论公众还是媒体都无法参与检验他造假的证据，甚至大多同行科学家都无法参与。所谓造假，不过是极少数“权威”科学家的指控。
方益昉：黄禹锡对西方范式不敏感，也表现在伦理学层面，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触犯了西方文明的规范，和这种违规可能带来的后果，被人抓住把柄，以伦理发难，卷入学术争议的漩涡，最终在科学与经济竞争中落败。
记者：判决后的黄禹锡失去了什么？
江晓原：他失去很多。当取消造假指控后，当年他快得到的科学成果，已经落入别人囊中。这就像是在竞选中常见的“故事”：在竞选的关键时刻，有人指控竞选者有“性丑闻”，等竞选结束后，调查也结束了，尽管结论是诬告，而卷入丑闻的竞选者已经失去了当选的机会。
焦虑的西方？
记者：二位在文章中提出了三个关键词，黄禹锡，干细胞，科学政治学。什么是科学政治学？
江晓原：我们所说的“科学政治学”，是指在科学的运作过程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从黄禹锡个人来说，他从一个科学家，到肩负韩国全民期望的民族英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作用。当西方学者打击他的时候，韩国为了维护国家声誉，迅速跟上，将黄禹锡拉下神坛，其中政治因素也起了明显的作用。
科学早已不是象牙塔内的学问，而是跟利益勾连到了一起，纵观“后黄禹锡时代”的干细胞克隆技术发展，其巨大的商业利益，是显而易见的。
从黄禹锡事件看，科学的竞争是存在的，经济利益的竞争则隐藏在科学竞争背后。而被用来首先发难的却是东西方伦理冲突。
记者：回顾当年对黄禹锡的指控，夏腾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方益昉：从夏腾几十年的科研经历上看，这个人在很多事件中，都表现得像棵“墙头草”。鉴于夏腾是在黄禹锡获取干细胞的途径方面首先发难，引发伦理争议的。一般理解是，夏腾本应是西方伦理道德标准的忠实实践者，而2009年夏腾的表现却并非如此。
记者：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在学术争议中的举动，应该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评价2006年初《科学》杂志的反应？
方益昉：《科学》的态度代表了西方权威科学杂志的态度。在黄禹锡事件上，《科学》杂志的表现非同往日。在首尔大学介入调查仅24天后就宣布撤销其论文。
一个著名反例，当属1986年的“巴尔的摩事件”，这场牵连到1975年诺贝尔奖得主巴尔的摩的科学声誉维权之争，历时10年，几起几落，官司甚至打到了美国国会。
以24天对10年，《科学》在黄禹锡事件中的双重标准和“不寻常“，恰恰反映出学术共同体的西方中心主义，正越来越多地遭遇东方技术的挑战，东方要寻求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化与平等待遇，这让一些西方人相当焦虑。
“失语”的东方？
记者：在论文中，多次提到话语权问题，话语权在黄禹锡事件上的争夺是如何表现的？
江晓原：所谓话语权，表现之一就是当掌握话语权的一方说某人某事“不好”的时候，没有人敢大声说“好”，反之亦然。现代科学体系是按西方文明体系建立起来的，很多规范是西方式的，话语权也掌握在西方人手中。
从政治层面而言，以举国之力承担国家战略，是儒家文化圈中理所当然的原则，而这似乎又犯了西方民主理念的大忌。
方益昉：具体到韩国国情，它既是东方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又是西方科学经济共同体的一员，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两难处境。
江晓原：从黄禹锡事件看，韩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急于与西方接轨，过度看重国际标准，因此在西方人站出来指控黄禹锡的时候，韩国迅速进行了180度转弯，将这位英雄拉下神坛。现在回过头来看，韩国当时的举措恐怕失之轻率。
记者：对这场话语权争夺进行反思，对中国有什么借鉴？
方益昉：我们研究韩国的案例，但更关心儒家传统文化下的中国科技界，在全球化转型进程中开拓思维，把握主动，制定政策和进行决策的经验及教训。
江晓原：对中国的借鉴，简单总结就是要有东方的自信，不应容忍西方长期独霸话语权。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随着东方的崛起，对话语权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也提醒我国科学界和媒体反思，以后中国出了优秀的科学家，很可能也会受到国际竞争者的打压，我们不要一味跟进，而是应该采取冷静、慎重的处理态度。
黄禹锡科研年表
1995年~ 2005年
1995年，开始牛克隆技术探索并取得成功。
1999年，成功培育体细胞克隆牛。
2002年，成功培育体细胞克隆猪。
2003年，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例“抗疯牛病牛”。
2004年2月，成功利用SCNT技术复制胚胎干细胞，从克隆人体胚胎中提取出世界首个人体胚胎干细胞。这一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2005年5月，黄禹锡团队宣布，成功把人类的体细胞移植到人的卵子细胞，提取出世界首例与病患者人体基因一致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并成功把细胞培养成为胚胎。论文发表在《科学》上。
2005年8月3日，黄氏团队成功完成了狗克隆技术。在3000多颗受精卵中，有三颗成功长成胚胎，并有一只狗出生，起名史纳比（SNUBBY）。黄成了韩国民族英雄，头像上了邮票，被韩国科技部授予“最高科学家”的称号。
2006年~2011年
2006年3月16日，韩国保健福祉部宣布取消黄禹锡的干细胞研究资格，同时禁止他为了研究目的而获取人类卵子。
2006年8月18日，黄禹锡通过其律师宣布，将重新设立研究室，开展动物克隆研究。黄的律师李建行说，本月早些时候，黄禹锡在首尔南部的生物研究设施已经开始运转，有30多名他以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与他一起工作。当日，韩国科技部证实，黄禹锡已于上月14日从科技部获得设立“修岩（Kogene）生命工程研究院”的许可。该机构由私人出资25亿韩元设立。
2008年6月18日，黄禹锡的Sooam生物技术研究基金会与美国加州的“生物艺术”公司通过网络在世界范围内拍卖5条狗的克隆服务，每条狗的克隆服务起拍价为10万美元。
2008年6月19日，黄禹锡博士为首的一个科研小组成功克隆出了17只中国濒危动物藏獒。
2008年9月25日，“人类干细胞研究以及制造方法”获得澳大利亚专利号。发明人共有19人，此项发明的全部股份都归黄禹锡所有。自2003年12月起，黄禹锡等已就人类干细胞研究技术向11个国家申请了专利。
2009年4月底，韩国卫生福利部有条件接受查氏医学中心（Cha Medical Centre）申请，从事人类成体干细胞克隆的研究工作。项目主持人李柄千博士曾为黄禹锡研究团队主要研究人员。
2006年至2009年6月，黄禹锡继续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论文28篇。
2011年3月，黄禹锡在两年缓刑期间试图重新开始他的研究生涯。但是因为利比亚战争的爆发，黄禹锡失去了最新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系Sooam生物技术研究会与利比亚双方共同资助。
公众舆论：一个失衡的砝码？
江晓原、方益昉的这篇论文，在2009年10年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黄禹锡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后不久，就已经完成。
尽管论文的主题人物——黄禹锡，曾是国际舆论界的“风暴之心”，然而，刊出几个月以来，这篇论文，却少有人提及。
然而几天前，《新华文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官方网站先后全文转载了江晓原、方益昉这篇坐了几个月“冷板凳”的论文。
在江晓原、方益昉跟进黄禹锡事件、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尽管一些同行学者表示出兴趣与支持，但二人也遇到了不少质疑，质疑的理由大多并非出于学术上的探讨，而是简单地表现为对“为黄禹锡鸣冤”的不解。
在黄禹锡事件的观察中，江晓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谴责黄禹锡造假时，舆论铺天盖地热热闹闹，而此后的科学进展证明黄禹锡的贡献时，却很少有人关注。甚至在韩国法院作出的裁决中并无造假指控时，公众与媒体似乎也都对这一重要事实失去了兴趣。
江晓原认为，其间有很多东西值得大众舆论去反思。确实，一个当时的英雄被指控造假，远比后来他造假的罪名未能坐实，更能娱乐大众。
在本报采访了江晓原、方益昉后，又联系了几位生物医学领域的领军科学家征询他们对黄禹锡事件的看法，几位受访人都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推托了。
近年来，江晓原和方益昉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开创了“科学政治学”的研究方向。曾在生物医学领域从事科研20多年，随后在生物医学企业创业10多年，方益昉对生物医学领域中科研竞争、利益纠葛、政治博弈体会颇深。因此在弃“科”从“文”后，便将兴趣点放在了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政治上。
用方益昉的话说：政治是一门平衡的艺术，处在学术、资本、政治、文化、宗教、法律和媒体等等问题中心的生物医学，恰恰是研究这种平衡的理想范本。近年来，生物医学在技术、伦理等方面的进展，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江晓原看来，媒体与公众舆论也是这种平衡中一个重要的砝码。在涉及黄禹锡事件的种种表现上，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砝码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洪蔚）
《科学时报》 (2011-07-27 A3 科学 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