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刚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社会学、教育基本理论、课程与教学论。主要编著《中国教育大系·课程论卷》、《比较教育视野中的“一流教育”目标》等。
“建国以来，中国大学先学苏联模式，系科分割非常细致，后来又借鉴美国模式，教学、科研、服务相结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刚直言，“中国大学经常纠缠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而且每个大学都希望成为‘中国大学’，追求大而全，却忽视突显自身特色。”
按教育规律办学
在吴刚看来，中国大学目前最大的两个问题，出现在20世纪末的大学改革之中—— 一是大学的兼并，二是大学的圈地运动。
“这两件事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的弊端远比带来的利益要多。”
吴刚认为，大学的兼并本身是一个人为的过程，没有考虑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发展模式、优势与缺陷。“很多非常好的大学，本来已经有很好的品牌，专业性很强，兼并后就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学院。”
对此，吴刚觉得很可惜：“兼并使得原本具有活力且具有声望的大学，一下子被消灭掉了，看起来兼并后的大学体量增加了，但并没有带来新的活力，也没有带来富有生命力的创新。”
所谓的大学圈地运动，即大学新校区建设。“其结果，就是使大学丧失已有的文化优势。”吴刚表示，“老校址凝聚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积淀，积淀的点点滴滴给人以回忆、给人以向往、给人以遐思，但到了新校址后，所有这些都消失了。”
而且，新校区往往都设计成工厂式建筑，这让吴刚尤其反感，“这是很可怕的现象，大学文化沦为了企业文化”。他说，企业是没有生命力的，企业靠产品，产品稍纵即逝；大学靠文化，而文化需要积淀，需要传承。文化一旦破坏，很难重建。
吴刚认为，大学是城市精神的象征。可那些渐渐远离城市的新大学，对城市的影响也越来越微小。远离社会生活的大学生，就像被圈养的一批人，无法直接接触社会现实。
“大学园区建设，看起来有利于管理，但实际上有碍于学生自身发展，有碍于学生人格的健全，有碍于学生社会参与意识的增 强。”吴刚说。
对照中西方大学，吴刚表示，西方大学按照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办学，而且从历史的传承、知识的创新、人才的培育这三个角度来推进大学的发展，帮助大学朝更高的目标努力。
但反观中国大学，往往是从一个模式到另一个模式人为的变动，而且这种变动往往只是一时兴起，缺乏长远的计划和规划，尤其缺乏对大学作为文化机构的理解，使得大学精神缺失。
“教育见效的周期很长，所以更要小心，更要遵循教育规律办事。”吴刚强调。
教学—科研—服务结合
德国洪堡大学被称为“现代大学之母”，它从成立起，就确定了教学与科研为一体的办学理念。传统大学主要以教学为主。将培养人才与前沿领域的研究探索相结合，使得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很快提升。
洪堡大学的模式被美国大学所接受，19世纪末成立的美国大学大部分是按照洪堡模式来建设办学。但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中进一步融入了它的国家哲学——实用主义，因此在没有放弃基础性研究的同时，开始强调应用性研究，强调教学—科研—服务（产学研）相结合。
吴刚说，英国有位学者写了一本关于知识生产模式的书，书中提到的知识生产模式，一种强调理论研究，基本在实验室做出来；另一种强调应用研究，在工厂里产生。
“事实证明，创新不一定完全来自实验室，也可能来自实际操作的地方——工厂企业。”吴刚认为“这是件好事”，意味着知识生产的多元化，也就是说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可以很快从一线产生出来并转化为创新性的产品，而且能够服务社会、服务大众。
很多国家都在借鉴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但吴刚认为理论与应用不可偏废。
提到中国的产学研结合情况，吴刚坦言，“缺乏机制”。西方企业会花很大的精力、很长一段时间、投入较大一笔钱作研发，但中国企业几乎不存在这种情况。“很多国有大型企业靠垄断获得产品高额利润，它们没必要创新，因为创新是有风险的。给企业创造垄断的机会，就等于断了企业创新的平台。而中国民企几乎没有研发部，更不会投入利润的三分之一来创新。”
吴刚认为，我国的产、学、研三个环节中，学和研可以结合，产和学、研很难结合起来，“因为它们不是共同体”。
《科学时报》 (2011-08-25 B4 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