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据媒体报道，复旦大学第六届学术委员会日前成立，所有委员全部“民主选举”产生，在新当选的43名委员中，没有一名是校领导。其下设的5个学术分委员会也不再设主任，只设组长和副组长。
这被认为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实际行动，其中，委员经“民主选举”产生，是比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更具看点的事。而从新修订的《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的委员产生程序看，也确实有“民主选举”的范儿：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依照民主、公开、自愿原则，由民主选举产生。委员会正、副主任由当选委员投票产生。具体操作是，首先，将各学部中的委员名额分配到所属院、系、所和附属医院等基层单位，名额分配由各学部中的第五届委员协商确定；其次，各基层单位根据名额按各自的具体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如全体教授或全体教师中，以无记名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委员；然后，由换届工作小组组长出面，组织各学部选举组长和副组长。
这无疑是一次学术委员会民主选举的重要尝试，如果每个基层单位十分重视这一选举，每个普通教授和教师十分重视自己的学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那么，这极有可能开启把学术权真正回归到教授手中的进程。
从媒体的报道分析，复旦的学术委员会，无疑走了民主选举的程序，但是，基层单位的教授、教师，是否真把选举当一回事，普通教授、教师是否也站出来主动竞选学术委员会委员，还很难从这次民主选举中感受到。从6月24日新《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通过，到7月底学术委员会就已成立，可见整个委员的民选过程是比较短暂的。或许，在普通教授看来，也不过是走一个形式，大家还是按照惯例，推选本单位德高望重的人选。
如果这种情况存在，那么，虽有所谓的民主选举，但学术权，教授们还是拱手交出。而被选举的委员们，也很难有代表教授们去表达、维护学术权益的责任感，另外，教授们也没有监督自己选出的委员认真履责的意识——既然我们选了你作为委员，就必须履行委员责任。据媒体报道，学术委员会主任闻玉梅在想办法调动当选委员的积极性，“要让这些选出来的教授委员有责任感、使命感”。闻玉梅严格控制会议的出勤率，“因为到外地开会、上课等原因，学术委员会开会有人迟到，或者临时请假，这些我都会记下来，如满三次，上网公告。因为成员是全校层层选举上来的，应该让大家知道‘干得怎么样’。这些虽然都是细节，但我们希望，能从小处开始，形成更好的氛围”。由此可见，一些委员们还不太明白权乃教授们所赋。
学术权的回归，最根本在于理清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作为民选的学术委员会，是不该受行政权制约的，委员会独立运行，负责学校的学术事务决策。但从目前的一些细节看，学术委员会拥有的学术权也很有限，只是“学校的最高学术审议机构”，说白了，就是具有咨询功能，连建议权也没有——8月2日，学术委员会就行使了约见校行政领导的权力，医学部约见了复旦大学分管医学院的副校长桂永浩召开了两个多小时的恳谈会——是否采纳，决定权还在学校领导。以学术不端事件处理来说，这样的学术委员会似乎没有拍板决定启动调查的权力。
如果教授们有高度的学术权意识，其实应当在《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修订时，就据理力争，从委员的选举、委员会的权力等方面，最大限度实现学术权的回归，并随之发动广泛的宣传，进行动真格的民选，把这作为全体教授们最重要的事。如果能有这样的操作，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当可看好。而现在，这届带有民选痕迹、学校领导全体退出的学术委员会，很有可能过了最初的兴奋期，又步入上届学术委员会的命运轨迹。
在人们的印象中，复旦大学曾多次宣传学术委员会，但是，其真实的运行状态，在此次媒体报道中才呈现，比如虽有章程规定“每年至少召开二次全体会议”，但结果从2001年6月成立到2010年底的10年中，该校学术委员会总共只开了两次会，其中一次是去年10月的委员换届会议；还有“校学术委员会每届任期四年”，可在当时，许多委员都已任职10年，很多教授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成员。
但愿不要到了未来某一个时间，对这一届委员会的评价也是如此。其实，学术去行政化，如果能做到学术委员真正民选，拥有独立的学术决策权，委员会里有学校校长等行政领导（作为当然委员）并非不妥，一方面，学校行政领导根据基本的利益回避选择，不再从事学术事务；另一方面，学校行政领导参与学术委员会，只是更好地执行学术决策。假如学术决策权最终还是在校领导手中，而校领导依旧从事学术研究，那么，校领导退出的学术委员会就将更具摆设色彩，甚至会误导学术去行政化的改革。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必须是全体大学教授、教师，增强学术权意识，并抓住一切机会，推进学术权按正确的路径回归。而不是对此漠不关心，或者只是配合演戏。须知，由行政主导而没有全体教授参与的学术去行政化改革，极有可能只体现行政意图，最终难以真正去行政化。
《科学时报》 (2011-09-22 B3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