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潘希
“我一开始做科普，是被‘逼上梁山’的。”中科院院士滕吉文很坦诚，作为一名地质专家，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单位委派任务，去人民大会堂作一场科普报告，可是科学家们都你推我我推你，最后只好我接了这个活”。
然而，一次看似偶然的科普活动，却让过去对科普不感兴趣的滕吉文，开始思考我国科技发展与科普的内在关系。“科学家应该有这样的责任，用科研提高我国科学水平，用科普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
但事实上，与滕吉文想法类似的一线科学家，其实并不多。
中国科普研究所刚刚完成的《北京地区科学家群体理解科普状况的典型调查》显示：科学家群体对自身参与科普方式的选择中，仅有16.4%选择个人自愿。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宏斌介绍说，实际上，我国一直倡导科学家参与科普，但往往忽视了科研机构在科普中的重要作用。
“科普不仅是科学家个人的事情，更是科学家所在研究机构的重要职责。如果科研机构能够承担起这份职责，集合整体优势，其在科普社会体系中的作用将会不可估量，而科普人才队伍的成长也会因此得到更好的社会环境。”高宏斌说。
在2003年SARS期间，武警总医院急救中心主任王立祥写了100多篇科普文章，但单位的态度却让他大失所望：“最后评职称都不算，甚至领导还认为是‘不务正业’。”
王立祥的看法也许有些极端，“其实，如果能让政府把科普当成GDP一样去完成，把科普和领导的政绩考评挂钩，问题就解决了”。之所以目前科普难以推动，是因为“与官途上的乌纱帽无关，大部分领导就没兴趣做科普，认为是费力不讨好”。
其实，苏州曾经试图将科普纳入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但“不知道用什么来评价，所以到最后也没有搞成”，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翟立原说，在政府推动科普的问题上，香港采用的是经济激励，“比如港大要设立一个新学科，不做科普宣传，报名的人会很少，科研经费也会被砍掉”。
翟立原介绍，法国的做法是，每年在政府大楼旁的展览馆内设立15天的科普展示，科研机构向公众和政府官员介绍相关研究进展，每位参观人员会进行投票，政府据此来决定科研经费的划拨。“如果科普的形式和内容不够好，将面临错失科研经费的窘境。”
“现在我国科技发展有绝大部分是跟着国外跑：外国人主导，中国人一哄而上。科普做得不到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滕吉文认为，要通过科普让青少年了解国际科技发展的大潮，“让他们感觉到不追赶不行，不要躺在四大发明的‘暖床’上，继续死读书”。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本次调查表明，科学家群体已充分认识到学习和掌握科学传播技巧的重要性。
在问及“您认为科普工作者向公众或青少年进行科学传播时，需要学习和掌握特定的传播技巧吗”，100%的被调查者都予以肯定答复。
而就未来的科学家——在读研究生群体而言，100%的被调查者也都认为，科学家向公众或青少年进行科学传播时，需要学习和掌握特定的传播技巧。
值得关注的是，对在读研究生群体而言，当回答其科普参与方式时，51.7%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个人自愿”、8.3%选择了“所在单位委派”、36.7%选择了“个人自愿也经单位委派”，与科学家群体的选择差异较大。
高宏斌分析，这表明在读研究生群体与科学家群体相比，在参与科普上的个人主动性更强，这对未来科学家群体参与科普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发展态势。
“我们已经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建议，希望能够在我国的科研项目中拿出3%的科研经费，专门用于做项目相关研究的科普工作。”高宏斌说，这项建议已送达国家有关部门，但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
《中国科学报》 (2012-01-06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