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静
2010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被列为我国政府经济工作的一项重大战略。
然而，中国经济能否在这一战略决策的推动下真正实现华丽转身？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柳卸林近日接受了《中国科学报》专访，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优势与劣势
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到底有没有优势？
柳卸林认为，我国有着强大的成本优势。从历史发展经验看，当一个产业刚刚兴起时，很多在位企业转变相对缓慢，因为在位企业良好的管理和强有力的执行可能会把公司弄得很死板。这是一种核心刚性，不易改变。“相对而言，中国人灵活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以及人力密集型组织方式，形成了‘人手+工具’的工作模式，这些都比机器转型快。”
其二，相对于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尚未显现，仍在不断漂移中。由于新兴产业正处于“青年”阶段，门槛低，无须大量引进技术，“跨国公司对知识产权的封锁不会产生致命性影响，这对中国是很有利的”。
不过，柳卸林表示，尽管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中国具备有利条件，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目前，新兴产业在全世界都没有游戏规则，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风险。”柳卸林表示，就市场而言，中国还没有显性需求；就能力而言，没有定型的设备；就环境而言，没有可参照的产业和成熟的鼓励政策。
他认为，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至少存在三种不确定性：一是市场的不确定性，如未来的需求会如何变化、潜在市场有多大；二是技术的不确定性，如技术路线是否可行、能否达到标准；三是竞争的不确定性，如竞争对手是谁、会采用什么策略。
关注产业技术能力升级
柳卸林曾对我国光伏和风能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过深入调查。
他发现，中国目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传统产业发展中的散、弱、小现象。
例如风电产业，整机制造企业数量已超过70家，风叶生产企业50多家，塔筒生产企业有近100家。中国风电装备制造业开始出现投资过热、一哄而上的现象。
“由于新兴产业存在技术范式的竞争和标准的不确定性，现阶段，企业具备大规模产业化能力并不等于拥有技术上的升级能力。”柳卸林表示。
他介绍说，以太阳能光伏产业为例，一旦发达国家率先通过技术升级大范围降低成本，或在新的技术轨道实现斜向跨越，那么中国前期产业化能力积累构建的规模优势，很可能化为乌有。“正因为新兴产业本身的技术动荡性，所以更应关注产业技术能力的升级。”
此外，在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技术和生产同质化的区域竞争，产生了大量“内讧”。出于区域经济增长和政治绩效的考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往往转化为对产业链某一环节的大量投资。
柳卸林认为，这样的结果可能导致产业链各环节间以及与关联产业和支撑产业之间的不匹配，从而难以形成整体竞争优势。
整合全球资源是关键
“要避免一哄而上，单纯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策协调性问题。”柳卸林说。
他认为，出于对整体利益的考虑，中央政府对行业发展的判断不可能完全做到“先知先觉”——当产业发展过热苗头出现后，往往起初也只能“温和警告”。真正解决该问题，需要政府在调控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同时，柳卸林表示，发展新兴产业需要全球性的战略眼光。新兴产业的人才、技术和资本，未必能在中国找得到。
“中国过去有个思潮很危险，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什么都追求高国产化率、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其实，我们若在某些方面做不到世界第一，就让给别人去做，只要中国能整合起来，我们同样是世界第一。”
柳卸林认为，关键在于能否整合全球资源，如从事光伏产业的人才是海归，技术起源于国外，大量投资也来源于美国，而在电动汽车产业中，最早行动的是丰田，购买市场则在欧美。
他特别强调，过去新兴产业链的培育经常是某个研究所再加一两家企业完成，这样形不成产业链。“产业链的培育，需要很多零部件、材料、设备，很多环节都很重要。只有实现了完整的产业链，中国产业经济才有可能华丽转身。”
《中国科学报》 (2012-01-17 A4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