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婧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关莫言作品是否该入选中学生教材的话题引起热议。语文出版社称，目前该社已确定将莫言作品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认为，不要低估中学生的理解能力，莫言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诗意，非常适合中学生读。
语文作为母语教科书，其承担的使命是多重的，既有工具性的“读写听说能力”培养，也有人文性的“灵魂塑造”，所以社会各界对它的关注总是超乎寻常的热烈。近年来，每一次语文教材入选篇目的调整，都会产生热烈的议论，甚至是激烈的论争，但最后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这次，莫言作品要进入语文教材的新闻，再一次引起热议，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依然是各执一端。
如果说莫言的作品确实有“经典”之处，也符合教学的需要，过去选目有所遗漏，增选进去，未尝不可；但如果仅仅是因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要顺势选择，就显得过于势利，大可不必。
诺贝尔奖是一个重要奖项，但也只代表评委看法，并不能就此认定莫言的作品就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莫言的作品选入语文教材，学生会读；不放入语文教材，也会有很多学生去追着读。在语文考试与语文教材“脱轨”的现实下，莫言作品是否进语文教材，也都会成为一个学生必须知道的文学常识。
正因为语文教材承载的使命特殊，所以无论什么文章，一旦选进语文教材，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独立存在的作品，而是整个教材系统中一个有机组成。“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是教学活动的凭借，发挥着工具性的功能；“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例子”，也发挥着人文性的熏陶育人功能。在这个意义上，相比于谁的作品、谁的哪篇作品该不该入选语文教材的争议，争议背后的各执一端、莫衷一是更让人忧虑，因为它影响着育人的导向和育人的效率。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新教学论思想家杰罗姆·布鲁纳曾经说过：“按照理想，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语文教材不是语言教材，语文教材的选文究竟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我国至今并没有明确，在工具性方面我们还有适合教与学的科学认识；在形式方面，我们也有语言性、艺术性、趣味性、知识性的共识；但在价值性方面，我们除了有个“意识形态”的大体原则外，却没有细化的评判标准，而这恰恰是当下语文教材建设的当务之急。
语文作为一种课程，课程作为一种文化，教材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美国是十分重视语文教材建设的，将其置于课程文化的原则下进行选编。在约瑟夫等著的《课程文化》一书中，作者将美国的语文课程文化标准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工作和生存训练，让学生学会生存；二是承接圣典，让学生习得核心的知识、传统和价值；三是发展自我和精神，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四是建构理解，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五是思考民主主义，形塑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六是正视主导秩序，培养学生适应和改造社会的能力。
语文课程具有很强的母语性、人文性、综合性、开放性、实践性，语文教材既是语言教材，也是人文教程、历史教程、思维教程、实践教程。文以载道，道亦载文，“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例子”，只要我们明确了语文教材编写的基本原则，也就省去了对“语文教学随意性”的担忧，用哪一个版本的教材，学哪几篇文章，就不会再是问题。那个时候，莫言作品该不该入选语文教材，也就不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了。
《中国科学报》 (2012-10-19 B1 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