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身患感冒仍在发烧的王然博士正在做蛋白酶切实验。成洁摄
周而复始，三点一线的科研生活似乎有些枯燥，但仍有众多的科研人员执著地坚守着。在他们忙碌的身影背后，是对科学的敬畏与信仰。但却不知道身体透支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
■本报记者 张思玮
运动，遥不可及？
大雪节气过后，北京的气温急剧下降，零下5摄氏度左右的干冷天气或多或少地让人萌生些懒意，尤其在黎明破晓的时刻，更不愿意从暖和的被窝钻出来，甚至能多躺一分钟，绝对不早起60秒。
但这两天，叶枫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在凌晨4~5点就“爬”起来，因为颈椎实在疼痛难忍，“再不看，我就得挂了”。
2009年，叶枫从北京科技大学博士毕业后，有幸成为了中科院某研究所一名助研，两年多的科研工作几乎全部被申请基金、做项目、搞实验、开组会、查文献所占据。
“除了睡觉，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室泡着，包括周末。”叶枫说，有时候她会“期待”一场病，这样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下。
不过，真正等到“梦想成真”的时候，她却有些失望，“没想到就医看病会如此折腾”。
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她已经去医院挂了一次专家号，但无功而返。
“所以今天只能再早起一个小时，4点半就起床。”但令叶枫没有想到的是，专家号还是“售罄”，无奈她只好挂个普通号。
经过就诊、拍片等一系列环节，最终在下午两点的时候，她才得到医生的诊断：颈椎病，目前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膏药、喷剂只是局部缓解，要想彻底治愈，必须加强运动，锻炼颈背部肌肉。
“运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叶枫竟然愣了一下。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主动地去锻炼身体了，运动似乎并不在她生活的“主干线”上。
上学的时候，叶枫偶尔还会去学校的操场上跑跑步，“不仅可以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还能释放紧张学习带来的压力”。
可自从正式参加工作之后，她每天最大的运动就是走路。“从家走到地铁，然后下地铁走到单位，还有就是楼上楼下跑着做实验。”
“是不想运动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叶枫笑了笑，并没有正面的回答，而是反问道：“每天累得半死，你还有精力去跑跑步吗？！”
当然，叶枫心里也知道身体锻炼的重要性，但繁重的科研压力，让她根本无暇抽出时间去锻炼。“感觉自己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
每周，她所在的课题组都要求每个人进行工作汇报。“看着别人实验有新的成果，而你却两手空空，面子上也过不去。” 叶枫笑着说。
“有时候，她甚至连吃饭都在实验室解决，挤出去食堂吃饭的时间，给科研‘让路’。”叶枫的同事小董私下里告诉记者，叶枫的性格天生好强，科研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经常被同事们称为“工作疯”。
“真的不知道，等组建家庭之后，我的生活是否会有所改变。”叶枫现在仍是单身，虽然也经别人介绍谈过几个朋友，但因为有限的“约会”次数，让男孩们有些“望而却步”。
叶枫只是国内众多科研人员的一个缩影，但超负荷的科研工作量，的确让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有些“吃不消”。
2008年，中国科协开展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显示：3万多名受访对象中，40.8%的科技工作者患有某种类型的慢性病，其中颈椎和椎间盘疾病的比例最高，为22.4%，接下来依次是高血压、关节炎、心脏病、肝病、脑血管病、糖尿病、肺病和癌症。而每3个科技工作者中，就至少有一人存在一种亚健康症状。
“我们总是习惯用年轻时候的身体资本去换成果、评职称、发SCI，结果却不成想在名利双收的时候，身体支撑不住倒下了。”叶枫感慨道。
的确，国内有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科学院7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5年间有134名专家、学者去世，平均年龄53.3岁。这与他们长期以来体力的透支大有密切关系，因为不少科研人员往往身兼数职，白天忙行政，晚上搞科研，长期得不到身体休息和心理释放。
比如电力专家陈安乐、船舶专家华怡、物理学家蔡诗东、力学家卓克聪等都在50岁左右，人生正处于最佳阶段，撒手人寰。
如果说让科研人员从实验室走到健身房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那么每周有规律的运动应该不会给科研人员造成“过重的负担”。
不畏科研遮望眼
相比“叶枫们”，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穆弘的科研生活却是“有滋有味”。她也是记者在长达一个月的采访过程中，唯一一个特例。
在学校旁边不远的一个连锁健身房，记者初次见到穆弘的时候，还以为她是刚入学的大学生，大大的眼睛、高挑的身材、披肩的长发、一身运动服装，没想到她已经是一名“80后”的博士后。
因健身房健美操老师临时有事取消课程，本来约好晚上7点的采访提前一个小时。还没有等记者开口提问，穆弘首先“先发制人”。
“听同事说，你是过来采访我们青年科研人员锻炼身体的情况，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运动，我属于例外。”
每周至少3次健身，每次至少1小时。这是穆弘给自己制定的运动方案，最为可贵的是，她已经坚持了3年的时间。
“有时候等待实验的过程，就可以先去健身房跑跑步、跳跳操，等回来了，实验也结束了，刚好可以记录下结果。”穆弘觉得，实验永远是做不完的，但还是能挤出时间去锻炼身体。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不能去健身房，穆弘也会在实验室的走廊外面压压腿、扭扭腰。“你想运动，随时随地都可以运动，最重要的是你想不想运动。”
谈到缘何这么喜欢运动，穆弘告诉记者，这可能与家庭教育有很重要的关系。在她的印象里，小时候爸爸就经常带她去参加各种体育运动，跑步、打乒乓球、跳拉丁舞……
那会不会因此影响到科研工作呢？面对记者的提问，穆弘的回答是：如果没有效率地在实验室待一天，还不如高效地待上一个小时。
而高效的办法对于穆弘来说，就是运动。
“远动起来，不仅可以缓解科研上的压力，还能让你暂时地转移视线，换一种心情。”很多时候，在科研工作一筹莫展的时候，穆弘除了查文献，请教老师同事，还会去健身房“兜”一圈。她觉得，这样可以得到很多科研上的灵感。
其实，当初穆弘也试图想通过自己的行为去感染周围的同事，“有些人刚开始都禁不住我的‘撺掇’，和我一起办卡去运动，因为毕竟身体是自己的，他们也想活得健康”。
但结果却是，多数都“半途夭折”，或是因为家庭原因，或是因为工作太忙。
穆弘说，她不能确定在生小孩之后，还会不会坚持运动，但她还是尽量争取坚持下去。她始终认为，没有好的身体作保障，难以成就科研的梦想。
当然，也并不是说，不运动就一定会影响身体健康与科研能力。
“只是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从年轻的时候做起，锻炼身体、强壮体魄，这样才能更长久地发挥科研工作者的‘光和热’。” 穆弘表示。
但事实上，对于暂时处在“健康状态”的人来说，又有几个人会重视身体健康呢？
“也许只有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越发懂得珍惜。”穆弘说，她刚来学校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位非常年轻的教授，因高强度的工作意外猝死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再次加深了穆弘锻炼身体的“欲望”。
在同事的眼中，穆弘俨然成为了“运动达人”。
“但如果你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肯定有忙不完的事情，即便是想锻炼身体，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穆弘的同事蔡猛告诉记者，他每天8点准时到实验室，中午去食堂吃饭后，没有休息继续做实验，忙到晚上至少6点之后才可能离开实验室。
而到家之后，蔡猛还得辅导孩子的功课，之后又得打开电脑查资料，为明天的实验作准备。“也许科研路就是一条不归路，一旦踏上，别无选择。”
或许，周而复始，三点一线的科研生活似乎有些枯燥，但仍有众多的科研人员执著地坚守着。在他们忙碌的身影背后，是对科学的一种敬畏与信仰。但却不知道，这种以身体透支为代价的工作，值不值得。
《中国科学报》 (2012-12-15 第5版 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