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民
1959年5月7日，英国物理学家、文学家C·P·斯诺（C.P.Snow）在其母校剑桥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将人类文化的承载者归结为两类：第一类以人文学家为代表，主要包括作家和社会学家；另一类则以科学家为代表，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根据当时人文科学与技术科学相疏离甚至相互排斥的状况，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在人文学家和科学家（主要是物理学家）之间的冲突是存在的”。
1961年，斯诺将自己观点扩充和延展，进一步提出了“第三种文化”的概念，并且乐观地预言“这种文化将在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且“人文学者会主动地与科学家沟通”。他用戏谑的口吻描述了这一图景：人文知识分子“趁别人不注意时，就把自己称为‘知识分子’，好像没有其他人可以称为知识分子似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但要确切地给“第三种文化”下一个完整的定义还存在一定的难度。然而，我们可以从这样的维度对“第三种文化”进行解读：一大批在自己研究领域里卓有建树而又有志于将这些成果介绍给公众的自然科学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将科学领域最前沿的成果介绍给公众，以达到传播科学知识、培养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目的。有鉴于此，《连线》杂志主编 凯文·凯利（Kevin Kelly）称“第三种文化”为“街头科学文化”；而在美国颇有声望的出版经纪人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更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第三种文化”的理性意蕴：“‘第三种文化’的成就不在于和平庸之辈鸡毛蒜皮式的争吵，而在于它影响了这个星球上每个人的生活。”
“第三种文化”所叙述的大都是当今科技领域最前沿的理论和发现，在这个意义上讲，“第三种文化”又被称为“高级科普图书”。布罗克曼出版公司组织编写的、曾在西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的《科学大师佳作系列》第一辑共12本、第二辑共10本图书中所涉及的就都是宇宙起源、人类进化、计算机技术、生物学等尖端科学。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人工生命、混沌理论、神经网络、大爆炸、弦理论、克隆技术、纳米技术、云计算技术、盖亚假说等也都是“第三种文化”所关注的对象。
“第三种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语言浅显通俗，将深奥艰涩的理论用简洁明快的大众语言进行阐释，这是由“第三种文化”的传播受众所决定的。阿·热在《可怕的对称》一书中说：“她（阿·热的妻子）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和严格批评者，只要她说‘这我看不懂’，我就得回去重写。”为了确保外行人也能读懂此书，阿·热让“一个心理学家，一个学艺术史的学生，一个律师和两个建筑师分别读了手稿的各个部分”。由此可见，为了使作品妇孺皆宜，刍荛尽知，“第三种文化”的传播者们确实煞费苦心。
与斯诺的预言相反，人文学者并没有成为主动沟通的桥梁，倒是自然科学家成了“第三种文化”的生力军。在“第三种文化”蓬勃发展的进程中，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勇立潮头，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他们绕过新闻媒体，尽力以一般人所能接受的观点来解释深奥的科学理论和科技成果，显示了科学家关注人类、服务社会的良知和热情。
1991年，布罗克曼在《崛起的第三种文化》中进一步指出了这一特征：既然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无法直接交流，那么索性就让自然科学家绕开人文科学家，直接与公众交流。他说：“我描述的第三种文化不是斯诺所预言的。人文知识分子并没有与科学家沟通，而科学家正在直接与一般公众交流。传统知识媒介过去在耍直上直下的把戏：新闻记者往上写，而专家往下写。今天，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们试图摆脱中间人，并努力以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向理性的读者公众表达他们最深层的思想。” 他甚至不无尖刻地批评说，那些不关心科学和现实世界的所谓知识分子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经不配做思考者，他们基于注解的那些活动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
普利高津、霍金、马古利斯等一大批站在自然科学前沿的大师们以敏锐的洞察力、蓬勃的创造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扎实的文学功底把最新的科技进展和发展方向以平白如话的语言介绍给平民百姓，使他们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凭借有限的知识基础，最大限度地了解当代科技前沿的发展概况，这对社会的昌明进步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美国科普泰斗易萨克·艾斯姆伍对此也曾有过精当的评价：“只要科学家担负起交流的责任——对自己干的那一行尽可能简明，并尽可能多地加以解释，而非科学家也乐于洗耳恭听，那么两者之间的鸿沟便有可能消除。”
与传统意义上的科普作品不同，“第三种文化”类作品不满足于对科学现象的简单描述和解释，它更侧重于思维方式和方法的揭示，更关注科学思想的启蒙和科学精神的张扬。正如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所指出的那样，科学真理“蕴涵着美、真实和一种使之具有启示力量的自明品质。”这正是“第三种文化”超越“科学革命”的题中之义。
《科学美国人》杂志资深撰稿人、曾以《科学的终结》一书引起轩然大波的John Horgan说：“科学家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批评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力所难及的。”他进一步指出：“科学能给出关于事物本质的更为可靠的见解，使我们更有奔头。”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在策划《科学大师佳作系列》时曾乐观地预言：“我将这项计划视为向这个世界撒下了一张网，它捕获的将是我们这颗行星的下一代思想家和科学家。”
“第三种文化”注重作品的文学性，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固守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自然科学是枯燥和乏味的。无怪乎济慈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自然科学钳住天使的羽翼/以规则和界限打破一切神秘。”但“第三种文化”却以领异标新的姿态打破了这种成见，给人们展示了一片清新烂漫、曼妙多姿的天地。美国著名的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S·J·古尔德发表在《自然史》杂志上的文章，用随笔的形式向人们讲述了自然现象引起的思考，文笔清新优美，充满了对自然、人类、文学、艺术和哲学的真挚的爱，被人称为“科学散文”。
关于“第三种文化”的现实影响和历史意义，布罗克曼曾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科学家和经验世界里的其他思想家们，在呈现我们生活的深层意义，以及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方面，正在以其作品和说明性写作，逐渐取代传统知识分子。”这就意味着，“第三种文化”业已走出了传播科学知识的原初阶段，正在走向人们的灵魂和精神世界。如是，“第三种文化”之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将愈加深远。
毋庸讳言，从呱呱问世那一天起，围绕“第三种文化”所引发的聚讼纷争就从来没有停息过。一方面，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自然科学知识背景本来就阙如，但却不肯下功夫去学习和拓展自己的专业领域。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盖尔曼一语道破这一流弊：“不幸的是，艺术人文领域里有人以几乎不知道科学技术或数学而自豪，相反的情况却很少见。你偶尔会遇到一个不知道莎士比亚的科学家，但你永远也不会遇到一个以不知道莎士比亚为荣的科学家。”另一方面，公众媒介中掌握话语权的又以文科教育背景的人居多，而科学则蜷缩在文化的“后排座”上（Kevin Kelly语），但这些人的知识背景和兴趣爱好已经越来越不能代表普通有文化的读者的阅读意向和多元诉求。
要消弭专业分工之间的罅隙，消除所谓的“文化劫持媒介”的现象，就必须构建以人类福祉为圭臬、以大美天下为旨归的价值体系，这是“第三种文化”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如今，传统科普已如明日黄花，风光不再。“第三种文化”理应成为科学传播的播种机和播火者，让科学这只“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之家。如斯，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人类幸甚。
（作者系上海市博雅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2-02-13 B3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