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48岁的陈吉宁正式出任清华校长。与前几任清华校长甚至众多理工科大学校长的最大不同是，陈吉宁并非院士。大学校长之“大”，到底应该是学术还是管理？“非院士大学校长”的出现，由此引发热议。
一辩：校长素质 学术精还是管理强？
正方：学术不精难当大学之“大”
侯正方（教育学博士）：现有的国内大学校长，既是管理大师又是学术大师的人才少之又少。“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认为优秀的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学术大师。学术不精，怎可当大学之“大”？
所谓大学，大气，有学。中国的高校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缺的不是楼堂馆所，不是仪器设备，也不是教授博士，缺的是独立之精神，以及追求卓越之理念。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好大学，贵在领导者有文化，有内涵，有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带出一个好的大学。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也曾表示，今后校长要专业化、职业化、去行政化。孙霄兵强调，专业化不是行政化，不是按照官员的标准来选校长，而是按照校长的标准来选。
反方：当好校长比做院士更重要
余刚（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我们希望大学的校长能做些什么？是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还是能把学校管理得很好？通过现在陈吉宁出任校长看来，大家还是希望大学校长能有很高的管理水平的。管理好一所大学并不容易，不是说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就可以，如果校长对管理不大懂，哪怕他学术水平再高，对学校的发展也无法起到校长应有的作用。
我认为陈校长这次上任，很可能是一种导向，非院士做大学校长。因为在国外，大学的校长都是职业化的，比如耶鲁大学的校长，他就不会去潜心学术，而是努力地把学校管理好，这是他的本职工作。我想作为清华的校长，难道把清华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重要吗？还是自己做一名院士更重要？其实每个人的社会分工都不同，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事儿做好。
二辩：校长培养 “清华模式”受认可？
正方：嫡系培养 便于工作衔接
史宗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这次清华校长的提拔过程，依旧是和前几次一样，从清华原有的领导班子里提拔。不同于很多学校从外校调配，这已成为了一种“清华模式”，中组部的这次任命，也体现了对“清华模式”的认可。我认为，大学校长在自己学校学习、工作多年，对学校、对师生有足够的了解，这样可以保证学校各项工作能有一个很好的衔接，能够顺利地继续开展，并不断把清华大学的各项建设推进至更高的高度。
反方：新人新思路 有利“破旧立新”
李淑华（高校教师）：大学校长担负着全面领导建设学校的重任。在新时期，对于大学校长的一项重要要求是“敢于创新”，而从外校调入的校长，能够充分利用他原先单位的工作经验，给学校以新的建设思路和成长动力。
更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的高校里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潜规则”，这些潜规则阻碍着高校的“去行政化”和进一步发展。外校调入的校长，由于较少受到学校原有人际关系的影响，在推行建设举措时，就能够大胆破旧立新，突破这些“潜规则”，使得改革更加深入，推动高校向前发展。
三辩：校长选聘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正方：脱离传统 方能大胆开拓
侯正方：我认为，在最近一段时期，中国最好能从海外引入大量高级教育管理人才做高校校长。目前看，这是尽快实现高校“去行政化”的最好办法。海外人才，受国内教育传统束缚相对较小，有助于他们脱离束缚，大胆开拓教育。
之前，广东汕头大学聘请了全国首位“洋校长”，外籍华人顾佩华。他受聘汕头大学执行校长后，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带来一系列国外高校的教学管理模式成果，效果显著。顾佩华本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自己“受国内传统思维的束缚较小，能打开思路、放开手脚做事。”
从历史经验上看，上个世纪初我国许多知名大学的校长，都曾留学西方国家，他们不仅具有某学科专长，而且还很了解西方的教育制度，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留学德国、法国，专长于哲学、教育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留学美国，获物理学博士等，他们将优秀的西方教育理念带入中国，对于高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反方：了解国情 才能更好改革
王进东（化名，在京高校副校长）：最近，教育部正式面向海内外招聘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两所部属高校的校长。我认为，最合适的校长人选肯定来自于国内，而且应该是国内的高校领域。
首先，校长来自国内，对我国包括教育环境在内的基本国情有更充分的了解和认识。诚然，我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在短时内要有彻底的改观并不容易，招生、科研、建设经费等依然是捆绑大学校长的“政绩指标”。如果新校长来自对此未知的海外，很可能对此手足无措，影响学校获得上级和各界的支持，甚至阻碍学校发展。更何况，只有了解国情，才能明确在改革中从何入手。
当然我十分赞同，大学校长必须来自高校教育领域，所谓“隔行如隔山”，行政干部“空降”做校长，只会害了这所大学。
专家观点
大学校长应该职业化
李海峥（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湖南大学新任校长赵跃宇教授，上任一个多月就向湖大师生承诺在任期间“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这一“两不”承诺，在校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及关注，并由此引发有关大学校长是否应该做学问的讨论。
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折射出中国高校体系中存在的弊端之一，那就是高校中行政与学术混为一体，行政资源往往成为获取学术资源的条件。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高校对学术和对行政的评价体系界限不清，标准不明。
在国外，评价大学校长与评价教授标准不同。对于大学校长的评价主要看他为学校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大小，而不是看他本人在任期间发了多少论文，做了多少课题，或者带了多少学生。大学对于教授的评价一般是看发的文章、做的课题、教学及带研究生的数量和质量。
中国应该逐步走向大学校长职业化之路，从评价机制上进行改革，使大学校长在任内能够从自己个人的学术成就中超脱出来，专注于大学的行政工作，从而在根本上消除行政寻租，这样也有助于消除高校的学术行政化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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