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温才妃
“大学究竟有多少权是制定大学章程的前提问题，否则大学自鸣得意、自拉自唱是没用的。”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中，葛剑雄直言不讳。
教改必须解决根本性问题
“中国大学改革有两个根本性问题亟待解决。第一是大学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第二是大学里怎么实行党的领导。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问题都很难进行。”葛剑雄说。
葛剑雄表示，针对第一个问题，现行的教育方针过于原则化，并非针对具体的教育法则。“大学究竟是干什么的，是局限于培养一种具体的人吗？这个问题不解决，说到底大学还是一种政治的工具。” 对于第二个问题，他曾经在政协会议上指出，现在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章程由谁领导、由谁制定，章程怎么体现自主办学的精神，这是最大的问题。“然而大家都在回避，好像一解决了校长负责，这个问题就都解决了。”
在他看来，如果未理清上述两个问题，“匆忙推出的章程必然缺乏实际意义”。
明确大学章程的边缘线
近年来，包括复旦大学在内，国内已有多所高校着手起草大学章程。在制定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葛剑雄告诉记者，一方面，大学章程必须明确学校的主人是谁，学校的一切工作怎样来体现真正主人的意图；另一方面，大学章程不能违反国家的宪法和相关的法律，主体文件下的具体做法，都必须在遵循法律的原则下运行。
然而，遵循原则又会遇见诸多矛盾。“比如说，大学里的各级行政官员究竟是对谁负责，如果不明确他们是对学校负责的话，一旦出现大学章程里的原则跟上级部门的指令或政府部门的政策发生矛盾的时候，究竟服从谁？”
因此，制定章程必须先解决授权这一前提问题。葛剑雄表示，中国的大学并不是完全自治的大学，必须接受党的领导，遵循教育部、各个教育行政部门的指示，它们能够给大学多少权，界限要划清楚，大学只能在这个界限里面行使、制定自己的章程。
权力下放须循序渐进
扩大高校自主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哪些权力亟待下放，以保障大学章程顺利实施？
葛剑雄表示，理论上讲，大学所应有的权力都应该下放，但是按照中国高校的现实情况，不妨一步步开展实施。
“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处理好行政部门对经费的分配问题，是两大最主要问题。”在他看来，当前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学术权力完全下放给高校。另外主体的经费必然要从教育部拨到大学，而不是靠“跑部钱进”、靠一些奇怪的项目支撑，须变成固定经费；到了各个高校，校长要把主体的经费下放给各院系。“如今，上级的行政部门、学校的行政部门掌握着主体的经费太多，这是很不正常的。”
葛剑雄认为，校长把学术权力交付给教授，充当一个执行大家决定的角色，相对而言可以推动两大问题的解决。处理好这些问题，大学才有权对学生问题作出决定，而不需要随波逐流。 （葛剑雄为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中国科学报》 (2012-03-14 A4 两会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