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行勇
3月初，清晨的西安，天空不但有雨加雪，还被一些雾霾笼罩着。
此刻，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太白县黄柏乡更是大雪纷纷，天寒地冻。
但在农户陈昱耩的大鲵驯养繁殖场里，一位中等个头、留平头、衣着与山里农户无异的中年男子被近20多个农户围得水泄不通。你问我答，喧闹声不绝于耳。
这是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红星在给从十里八村赶来学习大鲵养殖技术的农户上课。近年来，一些秦巴山区的农户靠养殖大鲵不但脱了贫，而且致了富发了家。
致富的“金娃娃”
大鲵，又叫娃娃鱼，是两栖动物中体形最大的一种，全长可达1米或以上，外形有点类似蜥蜴，叫声很像幼儿哭声。
现代临床研究发现，大鲵具有滋阴补肾、补血行气的功效，对贫血、霍乱、疟疾等有显著疗效。同时，大鲵也是一种食用价值极高的经济动物，其肉质细嫩、风味独特，营养价值很高。
过去在秦巴山区，娃娃鱼被视为不祥之物。山里人守着娃娃鱼这个宝贝却一直在受穷。
近年来，在张红星团队的支持下，娃娃鱼变成了致富之鱼。
“养娃娃鱼只是用一点农闲时间，按科学院老张教的技术，不费事，3年净利润已有20多万元。”宁陕县城关镇龙泉村农民王明祥告诉记者。
王明祥是宁陕县大鲵养殖繁育合作社的一员，该合作社有社员近200户。
作为陕西省科学院大鲵繁育研究基地的龙泉大鲵繁育场，依靠张红星团队的技术支撑，仅2011年繁育娃娃鱼种苗两万多条，一条种苗在生长到13～15厘米时按计划出售给合作社社员，每条400～450元。成品商品鱼一斤的市价在1200元左右。
2010年5月，在对张红星主持的大鲵繁育相关项目进行评审时，专家认为，这一项目在对大鲵繁育技术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组装集成了大鲵繁育技术体系，通过采用“研究所＋养殖示范场（基地）＋大鲵养殖经济合作社”的推广体系，即集中繁育、分散养殖、统一销售的模式，实现了大鲵繁育的规模化、产业化。
此前，从2006年到2009年，该技术已在陕西汉中、宝鸡、安康等六个地市的适宜山区进行推广，辐射带动300余个养殖场和近7000名养殖户，实现产值近20亿元。
为了保证传授的有效性，张红星每次举办大鲵养殖技术讲座时，都让农户将需要解答的问题写在纸条上递给他。“这些纸条有的写了一个问题，有的写四个问题。字虽写得不好，但托付着一家人的生计和对幸福生活的全部期望，拿在手中很沉。”张红星说。
而对于近两年大鲵收购价格有所下降的问题，张红星给《中国科学报》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今年大鲵的收购价基本是800元一斤，掌握技术要领后，养一斤的成本是50～80元，从种苗开始养，一年可长到3.5斤；一个农户每天投入半个小时，养100条，就算价格掉到每斤200元，年净收入也过5万元。“因此，养殖大鲵不会有市场问题，可以继续扩大推广。”
授渔者的纠结与坚持
自1997年调入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后，张红星一直跟随该所研究员方树淼在汉中市勉县等地从事大鲵原生地自然繁苗的探索。
2000年，方树淼退休。
此时，张红星在基本无课题经费的情况下，坚持在野外继续观察研究秦岭山区大鲵生境及繁育关键技术和大鲵仿生态人工驯养繁殖模式试验。
2002年，他基本上搞清了这些技术所涉及的生殖、生态学问题；2003～2005年，他研发的大鲵生态繁育工程与繁苗技术逐渐成熟；2006年，生产出了首批子二代大鲵苗，标志着大鲵繁育的关键技术难题获得突破。
如今，张红星又带着两位80后硕士生王启军和赵虎，仍旧一边探索研究提高技术，一边推广扩大致富农户的规模。
记者第一次去养殖基地见到王启军时，还以为他是雇来的山里打工青年。王启军穿得不比当地小伙好，又不苟言笑，当时正手拿一个仪器在地下黑暗处的多个养殖池翻上翻下地测量和记录。
张红星和他的学生一年中有160多天是在养殖基地和乡下养殖场度过。
当记者问张红星是否觉得这样的生活很辛苦，他说：“一点都不苦，就是有点纠结。因为各级科研主管部门不把成果转化列入项目，研究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而富民，体现不了研究的价值，也体现不了我们的价值，这会影响学生从事此类研究和推广工作的积极性。”
尽管有些纠结，张红星表示，今后还会再坚持做三件事：一是继续解决大鲵繁育中饵料与综合健康养殖的问题，并建议政府加强监管力度，引导农民有序养殖；二是研究解决水温对大鲵繁育性别的影响；三是继续研究大鲵自然致濒机理与解濒技术和模式问题。
据陕西省动物研究所所长李保国介绍，研究所正与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就“大鲵人工放流与监测”项目开展合作，项目美方主要负责人对张红星的研究成果与科研态度表示十分钦佩。
《中国科学报》 (2012-03-15 B1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