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琛辉
作为国内哲学界第一位长江学者，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俞吾金曾当选学生“心目中的好导师”、获评全国教学名师。他每年为本科生开设《哲学导论》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精读》，听课的学生每次都是爆满。在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期间，他还提出了哲学系改革的大思路，所主持的《复旦大学哲学系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获得第五届全国高校优秀教育成果奖一等奖。
从2005年起，作为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俞吾金直接参与了复旦大学的学术规范工作。
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就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对话俞吾金。
“世界一流”只是个口号
记者：目前，我国多所大学都在提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否有一定的标准？
俞吾金：在我看来,“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有不少机构热衷于依据一定的参数（如诺贝尔奖的获奖人数、师资力量、生源、SCI论文等），给大学进行排名。不同的机构常常会对大学做出不同的排名，而大学领导对这些机构公布的排名表常常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某机构把某大学的位置往前面排，某大学的领导就认为这个机构在大学排名上公布的材料是权威的。反之，则认为它缺乏权威。
其实，不用排名大家心里也清楚哪几所大学比较好。至于“世界一流”，不过是一个口号罢了，不必过于认真对待。除非全世界统一确立“一流大学”的刚性准入标准，否则这个用语的含义就永远是含混不清的。
记者：中国高等教育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在哪？
俞吾金：其实，我国高等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大学比较起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管理方式不同。西方是校长对董事会负责，以学术为导向；而中国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政治为导向。
第二，人才培养目标不同。西方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而中国则希望学生循规守矩，特别看重学生是否有在学生会、团委工作的背景，是否是党员等。
第三，师资队伍要求不同。西方注重的是教师的独创性，即他是否在某个领域有推进性的贡献；而中国注重的却是发表论文的数量，至于这些论文有否推进性的学术贡献，反倒是无关紧要的。
第四，西方有些大学已经有数百年发展的历史；而中国大学发展的历史不长，又受过“文革”等政治运动的破坏，元气还未恢复过来，就开始以浮躁的方式谈论“世界一流”了。
记者：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关键作用？
俞吾金：我国大学建设的关键在于：大学首先应克服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现象，人文社会科学应该设立院士制度，这些学科的科学性必须得到充分肯定，以保持大学精神发展上的“生态平衡”，即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同时，大学要有受法律保护的自由学术空间，尊重不同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决不简单地、急功近利地从它们能否服务社会或市场去判定它们有否存在的价值；而针对学生中出现的种种媚俗意识，大学也应努力培养学生的担当意识、批判精神和独创能力。最后，考核教师应该注重其教学质量和科研上是否有推进性的贡献。
大学章程会发挥积极作用
记者：2011年底，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并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而复旦大学更是在2011年初即宣布制定《复旦大学章程》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那么，您如何看待大学章程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
俞吾金：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对于各大学依法自主办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复旦是教育部指定的大学内部结构治理的试点高校，《复旦大学章程》的主要内容涉及对校长及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的限制。其中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是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校学术委员会、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而校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就它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这些意见将成为学校领导执行学术决策的依据，校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还可以召见校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
我认为，这样的大学章程会在大学今后的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实际上，这也符合教育部颁布的《暂行办法》中的第11条，即“维护学术活动的独立性”的要求。
学科评估不应流于形式
记者：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发展教育中心日前决定，继2002年、2008年两轮学科评估后，于2012年2月开展第三轮学科评估工作。您如何看待学科评估？
俞吾金：只要不流于形式，学科评估仍然是必要的。就建立合理的学科评估体系来说，以下三点非常关键：第一，该学科基础是否扎实，主要研究方向是否把握住了，是否具有前沿意识；第二，该学科是否拥有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学科领军人是否在学术界拥有权威性的（指学术研究上的）影响；第三，该学科是否发表了原创性的、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国际学术界拥有一定的影响。
记者：大学教师以前只要教好书，论文写多写少，关系不是很大，现在科研论文压力则明显增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大学教师应该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俞吾金：大学教师之所以在科研方面感到有压力，主要原因如下：一方面，各学校相互竞争的参数之一是教师发表论文的数量，因而学校在考核教师时很注重他们发表论文的数量；第二，教师的职称晋升与是否争取到项目、是否发表论文直接挂钩。尽管我不主张单纯以论文数量来衡量教师的科研能力，但教师确实要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如果一个教师不重视科研，他在学术上根本不会有任何新思想，对学生来说，他的教学必定会缺乏吸引力。
学科建设应超越市场
记者：近年来，由于就业等因素影响，经济、管理等社会科学发展迅猛，而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则渐渐退居边缘，对于这种现象您怎么看？专业的存在价值以及发展水平，是否只能通过市场价值来体现？
俞吾金：这种现象令人担忧。这里涉及到市场经济与学科发展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了，相关的学科就会发展得比较快，也会受到重视，但与市场关系不紧密的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则常常受到忽视。其实，精神发展上的“生态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某些社会现象，如腐败、造假、欺诈等，都与人文精神的缺失有关。
我认为，学科建设既要适应市场，又要超越市场。学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决不能简单化地、急功近利地用市场经济去取舍学科，应该对某些学科采取保护态度。我前面提到的人文社会科学设立院士制度也是应对措施之一。
记者：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
俞吾金：任何好的东西都有可能被曲解。目前，人文精神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被宗派化。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有人甚至利用人文精神为某些人的抄袭现象辩护。所以，必须倡导真正的人文精神，把公平、正义、诚信视为这种人文精神的核心。
《中国科学报》 (2012-04-04 B3 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