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潘希
每年的5月17日，对一群环境科学工作者来说含义特殊，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特殊意义。
“八年前的这一天，是《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正式生效的日子，我国的POPs减排工作也被正式提上日程。”在第七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学术研讨会的会间，清华大学环境与工程系主任余刚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近些年，POPs这样一个专有名词不断闯入公众视野，它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简称，剧毒的二恶英就是其中一种。这是一类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长距离迁移能力和高生物毒性的特殊污染物，进入人体多会诱发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病变。
因而，从科学家们在环境中发现它开始，一场持久性战争已经无可避免地打响了。
“尽管我国的减排之路还在探索中，但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减排的困难是有的，但更应该看到的是努力下的希望。
在科学与政治间博弈
2009年第四次缔约国大会上的彻夜谈判，让减排清单上的POPs物质从最初的12个增加到21个。而现在，这个清单上的物质已达22个之多。
“未来可能还要增加5种，现正在审议中。”国家POPs履约协调组办公室处长丁琼认为，2009年5月17日，我国按照履约承诺，停止了滴滴涕、氯丹和灭蚁灵等的生产、使用和进出口。但鉴于庞大的污染基数和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我国削减、淘汰和控制POPs的形势仍然严峻。
在余刚看来，欧盟是力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削减的“发动机”。
“欧洲国家特别重视环境问题，这些年不断有例如食品二恶英污染等事件的发生，让他们对POPs谈及色变，所以也希望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能积极削减。”余刚说。
过去，我国在农业生产上大量使用的六六六、滴滴涕等农药，以及工业中大量生产和使用的多氯联苯等，均在《公约》最初削减的12种物质之列。
根据《公约》规定，这些物质不但要停止生产使用，还必须找到所有的残留地点，将物质封存并销毁。这样的难度可想而知，“毕竟发达国家早已停止了这些物质的生产，但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余刚说。
清单上的22种物质中，我国已查明存在的有15种以上，并且分布广泛，“家底”不清，减排和替代技术虽有一定成果，但尚处于研究阶段，距离实际应用于工业生产，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与环境领域另外两个国际公约《京都议定书》、《蒙特利尔议定书》不同，《斯德哥尔摩公约》在POPs减排问题上，并没有分别给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时间表。因此，发展中国家没有经验可循。
丁琼表示，公约中涉及的问题大多是发达国家已经解决的问题，因此，国外掌握了成熟的技术，但大多数技术都有专利，使用成本很高。而我国虽然科学研究发展较快，但履约技术的市场还不成体系。目前只能采用引进加国产化和自主研发相结合的方式，两条腿走路。
“公约是强制性的，必须按照要求执行，定期接受审查。这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余刚深感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可以设想，发展中国家的压力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应对这种局面，还是需要科研水平提高和政策制定上的完善。”郑明辉说。
从被动到主动的履约新征途
在今年年初的环境保护部常务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国主要行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在此之前，我国还从来没有为一类物质设立过规划。”郑明辉说，这足以看出国家在减排POPs工作上的决心和信心，而且POPs研究的资金在环境科技领域已占有非常大的份额。
与此相对应的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环境科技工作者，近些年已经开始到中国寻求减排经验和学习最新的科研成果。
“过去，欧洲国家处于国际主导地位，我们在减排上比较被动，自己的情况自己都说不清楚。但现在我们主动出击，提早研究未来可能进入清单的这些物质。”余刚认为，我国正按照履约的《国家实施计划》稳步推进这项工作。
用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Donald Cooper的话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POPs减排问题上，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据悉，未来我国还将重点降低二恶英的工业排放，安全处置已查明的POPs废物，逐步开展POPs污染场地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和修复示范。
《中国科学报》 (2012-05-26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