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巧玲 肖洁
“人类无法弃核，发展核能既是战略必争，又是百年大计。”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6月5日举行的第139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上提出这一观点后，立即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赞同。
就在前不久，《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下称“规划”）与《关于全国民用核设施综合安全检查情况的报告》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原则通过。
这对我国核电发展来说是个重大利好消息。不过，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指出，福岛核事故的教训应被深入研究和吸取，核电的安全水平应进一步提升。核电的再发展将更趋理性。
重启成必然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关于核安全的争论和质疑持续不断，德国、瑞士等国甚至宣布弃核。中国也于事故之后启动了核设施的全面检查，并暂停审批核项目。
不过，在对核电安全性进行重新评估之后，多国的调查结果皆显示，福岛事故这样的事件不可能再次发生，因而，最终确认可以继续发展核电。
“目前世界核能发展的基本格局仍是稳定的。”杜祥琬说，“裂变核电站可以保证安全，核裂变能是可驾驭、可控制的。”
杜祥琬介绍，截至2010年底，全球共有441座运行的核裂变反应堆，总装机容量3.75亿千瓦，年发电量占全球电力的15%。
而我国目前已运行的核电机组为15台，装机容量1257万千瓦，至今保持着良好的安全记录。我国核电站具备对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能力。
前些时候，杜祥琬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也曾经表示，核电在战略上具有竞争力，根本原因在于它有不可替代的优点：其一，具有高能量密度；其二，输出功率稳定高效；其三，具有清洁、低碳、环境友好的特性。
“核事故是可分析、可认识的，而且每次核事故都带来了核安全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驯服核能必然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改进的过程。”杜祥琬在该论坛上指出，“人类既然认识到核能的巨大潜力和价值，就不可能把它锁在抽屉里，关在笼子里。”
“福岛事故改变不了‘核能是安全、环境友好能源’的基本结论。”潘自强也如是表示。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认为，我国核电站总发电量的比例不足2%，只有以一定比例和规模发展才能满足未来能源发展和减排的需要。在加强管理和提高技术的基础上，每年装备5～6台核电机组是完全可能的。
发展应趋理性
新一轮核电发展显然已势不可挡，不过院士专家们都强调发展必须理性。
潘自强在谈及福岛事故的主要原因时介绍，极端外部事件不够保守，应对外部事件的工程抢险措施不够，对极端自燃事故考虑不足，场内应急相对薄弱，防治放射性废水产生和处理废水的设施缺乏，监管机构独立性不够，安全责任不够明确等，是福岛事故酿成恶果的根源所在。
“核电要可持续发展，必须消除放射性大规模释放，同时加强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处置，减小公众后顾之忧。”潘自强认为。
据悉，目前我国在建核电站26台机组，装机2884万千瓦。而已批准尚未开工的还有5台机组，装机422万千瓦，计划拟建16台机组，总容量1850千瓦。
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认为，“新建核电站要实行国际上最严格的核安全标准，并增强预防和缓解核安全事故的能力”。
例如，我国新建核电站应提高应对长时间全场断电的能力、完善安全壳内氢气措施，提升应对超设计基准外部灾害的能力，以进一步加强和提升我国核电站的安全水平。
此外，何建坤还建议，应建立完善的民用核安全设备标准体系，设立实体化、独立的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建立专业化核事故应急救援队伍。
中核集团地质研究院总工程师王驹则指出，发展核能还亟须做好高水平放射性废物（简称高放废物）的安全处置工作。
王驹介绍，目前，如何选择符合条件的场址，如何设计建造、运行、关闭处置库，如何评价在1万年至百万年尺度下处置系统的安全性能，如何使公众相信高放废物能够被安全处置，依然是核能发展面临的工程技术难题和社会学难题。
杜祥琬则在前述“中国科学和人文论坛”上总结了我国核电发展面临的挑战：“基础研究比较薄弱，技术储备不足，很多装置都是引进的，现在仍在努力国产化过程中。而且，我国对核电长远发展目标和路线图的论证还不够深入，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发展还没有协调配套，核能发展的法制建设和管理体制还有待改进完善。”
他直言中国未来的核能规模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因此，“必须建立在最先进而又可靠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
“我国在坚定发展核能的同时，需要强化风险意识，努力夯实各方面的基础，有一个百年大计、稳扎稳打的心态和安排。”杜祥琬说。
《中国科学报》 (2012-06-07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