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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科大建校21年排名亚洲第一 校长谈办校秘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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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可复制，但不容易” |
陈繁昌：香港科大校长，数学和计算机工程教授，曾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助理署长，每年管理近百亿港元科研经费，有极强的行政领导能力；喜爱创新，跨多个专业读书；今年60岁生日时，许下生日心愿，希望学生中能出第二个乔布斯。
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于1991年10月，是所高度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
5月28日，英国QS亚洲大学排名公布，香港科大第二次成为亚洲排名第一的大学。21年的历史，香港科大创造了一个传奇。
香港科大，这所香港公立大学，值得骄傲的地方有很多。它的年轻，它的国际化，顶尖的教授，还有环视四周，全是碧海蓝天的美景。副校长翁以登说，这景色，也能让研究者的心胸更开阔。
香港科大树立的榜样，给很多人以信心。不需要上百年的历史，也可以迅速成长，跻身一流。所以，内地南方科技大学成立之初，多次提到以香港科大为榜样，一个如此优秀又近在眼前的实例。
校长陈繁昌回忆香港科大初建，也感叹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他说，当时香港经济发展，恰如现在的内地。但一个好的大学，更需要一套完备的制度。
香港科技大学的制度好在哪里，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奇迹是否可以复制？如何复制？
与校长陈繁昌的对话，希望能够探究出成功的轨迹和我们距离这种轨迹究竟有多远。
谈奇迹
“可复制，但不容易”
新京报：香港科大历史只有21年，去年和今年两次成为QS亚洲大学排名第一，有什么秘诀？
陈繁昌：首先定位很重要。我们是香港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即教授既上课又科研）。全世界最出名的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我们一开始做的就是国际性的大学，我们全英语教学。
新京报：其次呢？
陈繁昌：机缘方面也很重要。香港20多年前经济增长比较快，就像现在的内地。香港政府当时就想在高等教育方面投资多一些。
新京报：还有其他原因？
陈繁昌：大学创建时，教授和学生最重要。我们找了很好的教授。当时有批华裔学者，在外国事业已有成就。他们觉得亚洲经济增长得很厉害，希望回国。考察后发现，香港的教育制度和学术自由是国际化的。教授只要做学术，无须理别的东西，容易适应。
新京报：香港科大模式可复制吗？
陈繁昌：可复制，但不容易。在管理方面，我们有校董会，校长要对他们负责。
另外，我们教授升级系统方面，受到国际承认。我们比美国人的还要严格。这个制度在管理方面效率比较好，教授才会对学校有信心。
城市也是很重要。外国人要来这个地方他要看这个地方的整体，比如子女教育，国际化程度等等。
新京报：南科大曾说要以香港科大为标杆，你知道吗？
陈繁昌：南科大是一个很重要的实践。全国都希望看到这种模式的可行性，但是很不容易。这个不单是要看学校的环境，大环境也很重要。
新京报：你认为南科大的最大困难还是大环境问题？
陈繁昌：多少都有吧。我听说他们要向教育部申请批准。举一个例子，内地学校要设博士点，不是一开始就可以。香港科大一创立就可以设博士点。如果你要等几年才有博士生，才有硕士生，等十年，很多研究就很难办。
新京报：南科大建校时，也有香港科大的老师过去，但后来因为理念不同退了出来？
陈繁昌：主要是个人的办学理念不同。在香港科大也是如此，大家经常会有不同的意见，最终会在一个框架下讨论。
谈底蕴
“文化不是校长给的”
新京报：香港科大参考了很多国外的经验？
陈繁昌：对。比如我们有本科生研究计划，就是参考了麻省理工。我们最好的本科生去参加研究团队，这个团队里有研究生、博士生，这些本科生与他们合作，做实验，若做得好，文章有机会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这个比你课程拿到A有意思得多。
新京报：你曾提到过名教授给本科一年级上课，这是硬性规定吗？
陈繁昌：有这个想法，但没有硬性规定。有很多学生，他一上大学，对工科理科没有概念。他们和教授讨论一下，也许对今后选择有帮助。
新京报：在选专业前，对他来说有一个消化和选择的过程？
陈繁昌：对。你认识了以后再去选择，而且即使最后没有选择这个专业，这些东西对你的事业也有帮助。比如你是学电脑的，但是你也学了心理学，可能以后对于人工智能就会有用。世界变得飞快，这样，你才能够适应不断的变化。
新京报：你有没有遇到人说，香港科大只有21年，没有什么文化底蕴？
陈繁昌：我不反对这种说法。文化不是校长和副校长给大家的，而是学生孕育出来的。所以我们给学生一个空间，让他们慢慢地去做。
新京报：但你也说香港科大现在有了一些文化？
陈繁昌：香港科大的学生思想比较独立，对社会发展很注重。
新京报：香港科大没有校歌校训？
陈繁昌：对。我曾提议过。但有的同事说不要，所以现在还没有。
谈教授治校
“一定要学者办学”
新京报：在教授治校方面，你有什么经验和内地学校分享？
陈繁昌：全世界最好的大学，都是学者办学，很少有校长不是教授出身。我只有懂学术，教授才会相信我。
新京报：除了懂学术，校长还应懂什么？
陈繁昌：还要善于和其他人沟通。要把学校的理念和成就带到社会上；也要看预算，处理财物方面的问题。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大学是一个公司，校长是老板，教授是员工。你认为呢？
陈繁昌：不是这样的，校长不能找MBA去做。大学校长要做过学术教育，也要有些行政经验。
新京报：你有没有崇拜的好校长？
陈繁昌：不好说。但我觉得现在内地校长和我们越来越接近。内地很多校长都比我年轻，他们都接受过西方教育，所以我觉得内地的大学会越来越好。
新京报：香港中文大学和深圳有合作，香港科大是否考虑和内地合作？
陈繁昌：我很主张香港政府和深圳政府能一起做事。深圳比香港有很大的优势。深圳科技创新方面比香港好很多，人口比我们多，科技公司很多。我们也跟香港政府说，香港和深圳合起来，就会是个竞争力很强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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