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叶叔华星”命名典礼在上海举行。
1964年，叶叔华在丹容等高仪上观测。
1987年，叶叔华在佘山25米射电望远镜前留影。
叶叔华、程极泰夫妇是公认的恩爱夫妻。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钟表计时。对于上班、下班、开会、外出，如果存在百分之一秒、一秒、甚至半分钟的误差，都不会出现问题。但在有些领域，这百分之一秒的误差，就有可能意味着百分之百的失败。
地球自转一周就是24小时，赤道周长是四万多公里，根据地球自转确定的时间如果差了百分之一秒，在赤道上就对应于4.63米左右。这看似微小的误差会导致什么后果呢？测绘人员各自负责的区域地图就可能因此而没法拼接；工程队挖掘海底隧道从两端相向开挖，最后却可能没法对接……
我们这次专访的主人公，中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走上天文之路，就是从测算、发布精准的时间开始的。
6月12日上午9：15，南丹路80号上海天文台的大门口。
当记者将填好的会客单交给门口保安时，保安很热情地说：要采访叶先生啊？我刚看到她已经到了。
不知道是从哪一天起，天文台内外的天文界同事都开始称叶叔华为“叶先生”，国外的同行则称她“Madam Ye”，以表达对她的尊重。当然，也有像韩天芑这样交往长达半个世纪的老朋友，干脆利落地叫她“老叶”。
在办公室里笑着欢迎我们的叶叔华，个子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穿一件暗红色黑条纹的上衣，丝毫看不出已届85岁高龄。我们的摄影记者一边拍照一边说：叶先生，您今天发带的颜色很好看，跟你的衣服很配。叶叔华笑起来：哦，这个啊，这是我买面包还是蛋糕时人家拿来捆盒子的带子，我觉得挺好看，就拿过来当发带了。
这还真是典型的叶叔华风格！在谈到往事时，她不止一次传达出这样的意思：我做事情，只要认准了那个方向是对的，其他细枝末节，多难，多苦，多窘，都可以不去理它。年轻的时候，说得难听点，这就是“愣头愣脑”；现在老了，评价就能说得好听点了，也就变成“锲而不舍”了。
“少女小叶”为大学选什么专业争
为什么大家都不读古文？我就要做人家都不肯做的事
对叶叔华的采访，是从她的“小叶”时代开始的。
1927年叶叔华生于广州，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是以取名“叔华”。小时候的叶叔华是个 “文学少女”，“我还不怎么认字的时候，就很喜欢看书，慢慢就能看懂一点。我们家书也不算很多，抓到什么就看什么，像《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这些，都是小时候看的。 ”
九岁时，除了哥哥姐姐在广州读寄宿学校，叶叔华全家都搬到香港。年纪最大的小叶充当起父母的小帮手，帮母亲记账、写信，并管理底下的三个弟弟。 “我因为书看得多，自己能编故事，就每天晚上开‘书场’，讲给三个弟弟和邻家的小孩听。这样连讲了三四年，现在回想起来，既练习了中文，也练习了口才。 ”中文之外，香港的英语环境，也为叶叔华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底子。
高中毕业要考大学，成绩优秀的叶叔华本想读古文，“在香港，很多时髦的女孩都去学英文，或者学医，我就觉得，古文这么美，为什么大家都不读呢？那我就要做一些人家都不肯做的事情。但父亲找我谈话，说你应该去学医。我很怕血，所以绝对不能学医，当时想在学医和学文当中找一个平衡点，于是就报考了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到二年级分科的时候，我想数学跟天文比起来，还是天文比较美妙一些，于是就选择了天文专业。 ”
这一选择，对叶叔华的影响至少有两样：一是成为当时国内天文界寥寥无几的女大学生之一，二是结识了后来的先生程极泰。
“老叶”为被批评工作没做好争
那么用心还挨骂，究竟是哪里不好，一定要把它做好
记者问叶叔华：你觉得自己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吗？她笑了：那都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我就想做点事情，总得有人去说，去争取啊。再说，争强和好胜，都必须有点底气，什么都不做，凭什么人家会认可你？
从当年的小叶到现在的 “叶先生”，叶叔华当然是有底气的。因为她努力过。
1951年，年轻的叶叔华从香港回到内地，走进徐家汇观象台（1962年才与佘山观象台合并建立了上海天文台），从事天文授时工作。 “当时办公室一张大桌子都没有，也没有食堂，吃饭就拿报废的汽油桶当桌子。从香港回来之前老伴问过我，我们回去可是要吃苦的，要穿草鞋、住草房的，你受得了吗？我说受得了，我高中三年就是‘流亡学生’，什么苦没吃过？ ”
天文授时，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天文观测来确定时间。通过叶叔华和同事们一段时间的努力，徐家汇观象台的授时工作虽然颇有进步，但距航空、航海、大地测量等领域的要求还差一截。一次会议上，韩天芑就对徐家汇观象台的授时工作发了一通火。说起这段往事，叶叔华好像依然历历在目：“我们做时间工作的常常要跟测绘界接触，韩天芑当时是测绘界的。有一次开会，韩在会上说：‘我们不用你们的工作结果还好一些，用了你们的反而把事情搞糟糕了。 ’我听了气死了，心想我们那么用心工作，你还说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于是就想一定要找出原因，究竟是哪里做得不好，一定要把它做好。 ”这件事给叶叔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她七十岁、八十岁生日庆典上回首当年，都曾说过：“啊呀，老韩同志的一声吼啊！ ”
1957年，中国科学院根据国务院指示，要做一个精确的世界时系统，叶叔华受命担任该项目负责人。经过两年的人力、仪器、技术方面的筹备，在1959年正式投入使用。 “在航海、航天领域，还有现在的人造卫星、GPS，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要靠观测天上的星来定位。这些星星就跟地面上的建筑物一样，谁住在哪里，是比较固定的，它们和地球自转之间的位置关系，就是确定天文时间的最终依据。所以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观星，只要晚上是晴天，大家就轮流值班，通过天文望远镜，记录下某颗星经过这个望远镜的时间。 ”
观星是一件浪漫的事吗？叶叔华又笑了：“才不！一点都不浪漫，而且非常呆板。有一点疏忽，不准，数据就差了很多，自己看了都很遗憾。 ”
但对这份呆板的工作，叶叔华和同事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国家需要这些，交给你做，你当然要努力把它做好。”
1965年，叶叔华主持的我国综合时号改正数项目通过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的国家鉴定，确认我国综合时号改正数系统已进入国际先进水平，同年的12月，国家科委批准我国综合时号改正数作为我国世界时的基准，并自1966年1月1日起正式启用。
“叶愣头”为发展甚长基线技术争
处长说不行，我就不走，挨过15分钟终于“行”了
叶叔华进入徐家汇观象台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新中国成立后，像很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叶叔华夫妇从香港回到内地，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他们先到南京，想进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但没成功，叶叔华非常不服气。“我就写了封信给紫金山天文台的张台长，写了五大理由，表示‘你无论如何不招我都是不对的’。 ”这封信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三四个月之后，叶叔华如愿进入当时隶属于紫金山天文台的徐家汇观象台。
这种“愣头愣脑”或者说是“锲而不舍”的劲头，在叶叔华的人生中一现再现。 1972年，从牛棚刚出来的叶叔华跑到图书馆翻看英文杂志，看到国外的同行已经在做甚长基线干涉仪（VLBI）了。 “但这些设备仪器的规模、形式，跟我们以前用的全不一样。以前我们观测的仪器镜头口径最大也不过十厘米，射电望远镜都是几十米的口径，见都没有见过，想都没有想过。还有激光也是，能打到几千公里外的卫星上去，当时觉得真是不得了的事情。到后来有机会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跑到北京，跟有关部门的领导说，一定要做激光测月，一定要做甚长基线。 ”
在北京，叶叔华得到的答复是“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处长说不行，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到哪里去，就站在那里想该怎么办。大概过了15分钟吧，处长问我：你怎么还不走呢？我就是不走。到后来，这个事情就给办成了。 ”
有媒体将这次经历称为一生中“最尴尬的15分钟”。叶叔华笑着摆摆手：“当时哪里会想到尴尬不尴尬？就想我们的时间工作好不容易才赶上国际水平，我们做到过世界第二名，怎么能一下子又被甩到后面呢？真不甘心。我想我牛棚都进去过了，还怕什么呢？现在我们的65米射电望远镜都快完工了，就在佘山，申请做65米比当时做25米的时候容易多了。国家强大了嘛，有能力了。我相信二十年后的科研项目申请经费，会比现在更容易一些。 ”
上世纪90年代，在叶叔华的倡议下，我国嫦娥探月工程将VLBI技术成功应用于探月卫星轨道测量。 2007年10月24日，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成功发射，VLBI系统对“嫦娥一号”进行了精确测轨。“我们的速度，太让国际同行震惊了！ ”
“叶先生”为差点错过国家攀登项目争
我就是想把科研资源集中起来一起为国家做一件大事情
三十多岁时使我国的世界时系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五十多岁时引导上海天文台的科研工作向新技术迅速转型，叶叔华看准了目标就锲而不舍的性格，进一步发扬光大。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科委提出要遴选10个科研项目作为国家攀登项目，给予重点支持。 “我偶然到科学院去，知道有这个攀登项目，很着急地去找经管的人，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如此这般，讲完以后他说你来得太晚了，这项目差不多已经定了。我拿该项目的章程一看，心里头就火冒三丈。我觉得明明我们该进去，怎么没有机会？所以我就马上找来同行商量，当然这是很不容易的，要找齐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国家测绘局、总参测绘局四大部门的同行一起商量。在时间比较紧迫的情况下，我们很快商量好了，开了会，提了申请，结果事情办成了。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各个部门的科研资源集中起来，协调合作，一起为国家做一件大一点的事情。 ”
这个名为 “现代地壳运动与地球动力学研究”的国家攀登项目自1991年开始，历经10年。该项目云集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国家测绘局、总参测绘局四大部门的100多名科研人员，包括30多名教授级专家，叶叔华毫无争议地出任了该项目首席科学家。
要将这些不同部门、单位的科研人员团结在一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项目运作的过程中，叶叔华显示出了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领导能力。当时参与该项目的一位同行回忆说，“她有时在会上生了气，感觉受不了，就跑到门外去转转，然后再回到会场来继续协调”，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攀登项目做了五年，在1996年顺利通过了中期评估，以优秀成果予以验收，并建议继续延伸到 “九·五”立项，之后又继续了五年，在2001年进行了结题验收。 2002年该项目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叶叔华也认识到，要做地壳运动和地球动力学研究，光靠中国人自己做还远远不够，她想到要把这个项目扩展到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1994年，联合国亚太地区社会与经济委员会（ESCAP）的空间技术应用于持续发展的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前的专家讨论会上，叶叔华提出亚太地区的合作计划，但到讨论决议的当天，她发现自己提出的项目并没有被列进去。 “在大家开会一条一条讨论这个决议案的时候，我找到我们最应该进去的一条决议，就提出来要求发言。我说你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什么，我这个提案好在什么地方，完全应该放在这一条决议里面。后来会议主席说，请秘书专门给你列一条。 ”该次会议的决议中，就提到了叶叔华提出的APSG计划 （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国际合作计划）。
但是，要真正推进这项计划，还要找国际学术团体的支持。 1995年7月，为了争取更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叶叔华准备去美国参加“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 （IUGG）第21届年会”，然而就在出发之前几天，程极泰先生摔断了股骨，需要做手术。“这个大会四年才举办一次，如果不去，就只能再等四年，那我实在是等不了。我就问老伴：我可以去吗？如果他说不行，那我也没办法。但他说：没什么，你去吧。我在老伴开刀第三天就出国了。在我一生的工作当中，都得到老伴的支持。但在他很困难的时候，我却不在他身边，对此我是很负疚的。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APSG计划获得各国同行的支持，该项计划被列入会议的正式决议，叶叔华受命主持该计划，这也是首次由中国天文学家领衔的国际合作计划。
如今，85岁的叶叔华依然活跃在她钟爱的天文领域。如果没有外出，每天早上九点，人们依然可以看到她走进上海天文台办公室。她积极参与推动的65米口径的大型射电望远镜系统项目，被列入2010年上海市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年内基本建成。规模宏伟的65米射电望远镜，将在以后发射“嫦娥三号”、火星探测器等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个人简历
叶叔华，女，天文学家，1927年6月生于广州, 194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称学部委员），1985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外籍会员。曾任上海天文台台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上海市科协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
上世纪50－60年代,叶主持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综合世界时系统，其精度从1963年起一直保持国际先进水平。 70－80年代, 从事地球自转研究并推进有关新技术在我国建立，使上海天文台成为亚洲首个具有三种新技术设备的国际地面参考坐标基准站，叶开拓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并与美国宇航局以及法、德、俄、日、澳等有关研究机构进行多项合作。
90年代，叶联合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国家测绘局和总参测绘局的专家，共同承担国家攀登项目“现代地壳运动和地球动力学研究”。叶为首席科学家，历时十年，采用新技术取得的数据，得出我国地壳运动第一个定量图像，同时开展有关研究，在多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94年，叶发起成立“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APSG）国际合作计划，1995年得到国际大地测量联合会的决议支持，1996年，叶当选为该计划主席。
叶倡导将射电甚长基线（VLBI）技术应用于空间探测。2007年，在嫦娥一号探月工程中，VLBI测轨起了重要作用。目前，叶积极参与建造上海65米口径大型射电望远镜的重大项目，将为我国的深空探测再建新功。
叶不仅是中外科技界著名的科学家，而且长期热心于科普宣传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参与编辑《新世纪版的系列丛书——十万个为什么》等科学普及著作。 2008年国际极地年为纪念伽利略发明天文望远镜400周年、2009年联合国国际天文年，她百忙中亲临现场作报告。 2010上海世博，叶又走上“相约名人堂——与院士一起看世博”的讲台，为公众解读世博科技奥秘。
叶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和中科院重大成果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何粱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及部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奖项、首届“中国十大女杰”等荣誉称号。 1997年，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有关委员会批准，紫金山天文台把该台发现的小行星3241号命名为 “叶叔华星”。发表专著《运动的地球》、《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等。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