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锋亮
如火如荼的大学夏季招生工作已经结束，和往年一样，尽管教育行政部门有了相关的禁令，但是和“状元”相关的话题依然受到各方媒体的热烈报道。其实，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正常而且合理的现象，因为“状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优秀”与“卓越”的品质。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内在能力是很难被外人所观察、识别出来的，所以才会有“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叹。正是面对人才选拔这一难题，咱们的祖先才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通过考试筛选人才的办法，并逐渐建立起科举制度，引领世界文明。尽管科举的考试内容和通过考试胜出的人日后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可能与考试相关度并不高，但是科举制度在筛选人才方面的确很有效果，因此古今中外很多有识之士认为科举取人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文明的持续辉煌。
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筛选理论”的创始者Akerlof、Spence和Stiglitz，以表彰他们在非对称信息市场分析方面的杰出贡献。筛选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其一，如果不能将能力高的人从人群中选拔、筛选出来，让大家按照自己的能力与禀赋各司其职，那么人类社会就会陷入极度的混乱；其二，教育能够起到将高能力的人和低能力的人区分出来的作用，并且是一个最为有效、最为重要的筛选机制，这是因为高能力的人比低能力的人更容易在考试中取得高分、更容易取得更高的学位；其三，能够经过漫长的教育过程“煎熬”，经过层层考试、考核而胜出的人，就统计意义上而言，在勤奋、智商、细心、记忆力、抗压力上具有显著的优势。
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也经常将考试成绩当做衡量学生的学习表现、学校的教育水平的最为重要的指标，并从各个角度指出了其中的合理性：首先，学生的考试成绩本身就是教育目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其次，学生的考试成绩数据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轻松获得，而其他的一些指标，比如毕业生在工作后的表现等，不能立即获得，而且以若干年后的工作表现来衡量现在教育的质量通常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严谨的；再次，学生的考试成绩能很好地预测学生未来在工作上的表现；最后，学生的考试成绩，本身是许多政策制定者和家长最为关心的教育产出。
历史上对于科举制度的抨击一直连绵不绝，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通过科举取得的“状元”成才的概率却是相当的高，比如唐代的贺知章、王维、柳公权，宋代的张孝祥、文天祥，明代的胡广、杨慎，清代的翁同龢、张謇等，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的郭子仪也是“武状元”。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还能列出一长串历史上的“状元”名人以及科举中的考试高手。
即使在国外，在笔者的知识范围内，进入近代以来，美国、英国以及日本等国家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工商业精英中的考试高手也是大有人在，比如西奥多·罗斯福、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撒切尔夫人、中曾根康弘等。其中西奥多·罗斯福曾经抨击哈佛大学的课程一点用都没有，然而并不影响他拿高分；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读书时曾经发誓要在每门功课上拿第一，他最终也是以总成绩第一的荣誉从西点军校毕业；中曾根康弘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是谦虚地说自己非常幸运，每次关键的考试都能名列前茅。
所以，现在大家关注分数、关注“状元”，就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世界范围内“高分”和“状元”在统计意义上就是“高能力”和“高素质”的代名词，世界著名高校也都以能够吸引到“高分”的学生为荣。笔者曾经在英国的诺丁汉待过一段时间，当英国高考分数出来后，诺丁汉的媒体也报道了当地的高考状元。
尽管，有人说“高分”并不能代表“高能力”和“高素质”，而且这样的个案也是此起彼伏，但是，在统计意义上，“高分”还真的能够代表“高能力”和“高素质”。而且不可否认的是，现在还真找不到一个比起教育和考试更为有效、更为让人信服的衡量能力与素质的机制来。还有人质疑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人只是记忆力好的人，只是能够很好按部就班的人，而不是有创造力、创新力的人。但问题是怎样才能将有创造力、创新力的人选拔出来呢？
现在有人提出推荐，并且北京大学已经开始实践“校长实名制”。但是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一开始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是推荐制度，比如“举秀才”、“举孝廉”，但结果却是很快演变成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然后才提出用考试辅助推荐以弥补推荐的不足，最后考试制度完全取代了推荐制度。而且据笔者所知（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目前“校长实名制”那些得到推荐的学生也往往就是那些在平时众多考试中的佼佼者，否则这个推荐就会丧失合法性、会受到广泛的质疑。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科举能否筛选到“高能力”、“高素质”的人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关于科举制度摧残人的抨击也从科举制度的诞生之日起一直延续到科举制度的覆灭，延续了1000多年。因此，可以预见的是，现在关于考试、关于高考、关于“状元热”、关于分数和素质的争论还会继续延续，直到出现了一个比考试更能够衡量、选拔高能力、高素质、高创造力、高创新力的办法来。
《中国科学报》 (2012-08-15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