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说，近年来出现了国家信用有所透支、政府公信力有所缺失、社会信任度有所下降等迹象
2013年1月上旬，国家健康报告研究组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这份数百页的报告书因其诸多结论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中国超越美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分为三个阶段，而在2007年中国已经实现了“国家健康”的超越，预计到2019年实现经济总量的超越，2049年实现国际地位的超越。
具体而言，在国家健康指数排序中，中国名列第11位，属“健康达标型”国家。美国位列第27，属“健康透支型”国家。瑞典以0.640的国家健康指数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挪威、芬兰、瑞士，加拿大以0.625的国家健康指数位列第5。
针对中国国家健康状况和态势，研究组提出了“驭资本、术轻重、积信用、治未病”，作为国家健康管理方略。
那么，中国超美的结论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中国有哪些“不健康”因素？本刊日前专访了《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的两位作者：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自然与社会交叉科学研究室主任
杨多贵研究员和
周志田副研究员。
学术话语权
《瞭望东方周刊》：在报告“前言”中，提出了中国超越美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如何理解在国家健康报告里谈到的超越？
杨多贵：当前，绝大部分国际主流价值观和评判标准，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制定的，如“失败国家指数”、“国家自由指数”等，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来评价和衡量一个国家的状况。由于我们在学术上基本没有话语权，总是被别人评来评去。
在学术上，“国家健康”是我们的原创。我们认为，国家健康是一个“中性”概念，易于被世界各国和不同文明认同和接受。开展国家健康研究，既是学术创新，也是学术竞争，对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有意义、有价值。《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的定位就是一本探索性的学术研究专著。
“国家健康”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就是指国家运行的一种良好状态。国家健康评价体系不同于现在“比财富”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评价体系，也不同于“比力量”的国家竞争力、国家综合国力的评价体系，它主要关注的是国家运行状态好不好。
譬如，富人家的孩子吃得好、穿得好，但身体不一定健康；穷人家的孩子吃得不好、穿得不好，身体不一定就不健康。国家之间相比也是一样，在国家运行状态上，富国并不一定就比穷国更“健康”。核心是看国家运行状态好不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2007年，中国国家健康指数实现了对美国的超越。
报告中提出中国超越美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只是一个“展望、预判和设计”，在长达数百页的研究报告中，这也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我们谈超越，是基于中美“比健康”作为大前提的，是基于中美两国健康现状和发展态势提出的。
至于2049年能不能实现，未来几十年中不确定因素特别多。如果美国不注重国家健康的管理和保健，去扭转国家健康继续恶化的态势，而继续充当“世界警察”，穷兵黩武、称王称霸，对美国来说，这就很危险。
当然，中国的健康状况也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美国存在的问题比我们还要多。因此，中国不要与美国“比财富”，不要与美国“比力量”，而要与美国“比健康”，要紧紧抓住“国家健康”这一法宝不动摇，才有可能实现这种健康内涵的国际地位的超越。
我们在《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中提出的到2019年实现经济总量的超越是可以接受的。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预测有许多版本，大多数都认为2020年前后实现对美国的超越，具有一定共识性，我不多做解释了。
至于“预计到2049年实现国际地位超越美国”，这是指在“国家健康”内涵意义之下的超越。主要是国家话语权、感召力和领导力的超越，当然，也包括国家经济总量、国家科技实力的超越。
我们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就要在全球树立一个负责任、讲信誉、有担当、道德高尚的“健康国家”标杆。
如何诊断国家健康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到底是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健康情况的？
周志田：2003年以来，课题组一直集中精力，坚持不懈地开展国家健康的方法算法开发和支撑平台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建立了基于“大数据”（big data）的海量智能数据库支持系统；综合应用不同的统计计算方法，对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国家“健康因子”、“健康阈值”进行综合评估。我们构建了基于云模型和自组织神经网络模型的国家健康指数计算方法，以及“国家生命周期”模型、“国家食物链”模型、国家健康“盈余—透支”模型、国家健康“投入—产出”模型等系列复合模型。
在样本选择上，报告遴选了100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样本遴选考量的主要因素包括一国的经济总量、人口总量、国土面积、发展阶段、资源丰度以及国家地域分布等。然后，再剔除数据信息缺失较多的部分国家，最后从全球200多个国家中遴选出100个样本国家。这100个样本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的91.5%，GDP总量占世界份额达到了95.6%，说明研究样本覆盖度高，具有普遍性、完整性和科学性。
其次，在指标体系方面，通过对国家的组织、结构、功能以及行为特征的理论分析，综合应用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行为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国家这一具有生命特征的复杂组织系统的“虚拟人”，进行系统“医学解构”，将其简约和解析为代谢子系统、免疫子系统、神经子系统和行为子系统。
再次，使用的诸多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联合国组织以及其他权威机构。
《瞭望东方周刊》：这项研究是怎么做起来的？有一种说法是，这份报告在迎合诸如民族复兴等提法。
杨多贵：有些人认为这个报告花了很多国家的钱，其实不是这样的。在2003年，我们就开始从事国家健康的研究，后来陆续在一些杂志上发表了相关的学术研究论文。我们这个纯粹是做科学研究，创立“国家健康”这么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因为要支持创新，2006年我所在工作单位就支持了3万元人民币，开展“国家健康概念与内涵研究”。这纯粹是支持科学研究的，鼓励自由创新的，后续就没有资金支持了。
有些部门也有意向给予我们资金支持，我们没要。因为拿了政府的钱之后，国外就觉得你这个报告有政府背景，就不客观、不中立，所以我们一分钱都没要。
2008年我们首次出版了偏重于学术理论的国家健康报告，实质上就是把国家变成了“人”，来研究其健康，主要是完成了国家健康理论体系、指标体系的构建工作。这次发布的报告是结合近几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对中外历史上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国家的各种“国家疾病”进行案例分析。
在原有基础之上，我们对理论和方法进行不断调整、丰富和完善，研究样本国家也从40多个国家扩至100个，也首次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因此，我叫做《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
世界大多在负健康
《瞭望东方周刊》：报告说，近5年来国家健康指数呈增长态势的国家仅有25个，而国家健康指数呈“负增长”态势的国家有75个，其中30个“零增长”状态，为何会出现这种态势？
杨多贵：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围绕资本异化国家来展开的。“资本洪水掠五洲，国家异化让人忧”，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化、资本一体化、资本力量独大、人民力量式微、金权“俘获”国家，全球多数主权国家沦为名副其实的“木偶国家”和“傀儡国家”。资本异化国家，成为当代国家健康的头号杀手。
研究表明，最近5年来，国家健康指数呈“正增长”态势的国家仅有25个，占国家总数的25%；而国家健康指数呈“负增长”态势的国家有75个，占国家总数的75%。其中，真正属于“成长型”的国家只有9个，占国家总数不到10%，而其余91个属于“老化衰退型”国家。因此，全球国家健康态势总体上呈现“一九定律”特征。
“异化病”是威胁当代国家健康的“癌症”和“第一杀手”，国家“财富病”、“寄生病”、“资源病”等其他形形色色的“国家病”，多数皆因“异化病”引发的“并发症”。
如，美国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大本营”，因而也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异化”国家。小布什总统曾声称他的权力被关进了笼子；奥巴马总统自嘲被华尔街看作一只狗。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讥讽机器人当美国总统更好。英、法、德、日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普遍处于“高度异化”的状态。
霸权红利也是大家争论比较多的。所谓霸权红利，是指霸权国家通过其在全球建立的霸权体系，直接或间接获取的超额垄断利润。它在本质上具有掠夺性、寄生性、腐朽性特征。美国是霸权红利的最大受益国，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
我们认为，美国通过霸权红利所得，将近GDP的60%，中国通过霸权红利损失了GDP的50%。美国霸权红利的获取主要有以下途径：铸币税收益、国际通货膨胀税收益、债务收益、海外投资收益、流动性收益、不公平贸易收益、汇率操控收益、金融衍生品收益、大宗商品期货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等。
如果经济危机不解决，资本异化加剧的形势不容乐观。
不得不过度劳累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中国不健康的因素有哪些？
杨多贵：中国对国家“财富病”具有很强的免疫力；患有轻度“资源病”和“异化病”；遭遇国家“寄生病”危害最重，成为全球最大的“劳而少获”的“被寄生国家”。中国作为全球“劳动生产型”国家的角色定位，为了能够生存发展下去，不得不过度劳累。
我们在报告也指出，中国患有“过劳症”，主要病灶表现为国家肌体过量失血、国家根基营养缺乏、国家成长动力失调、国家生存本钱耗竭等。特别是国家的财富大量外泄，每年损失的霸权红利将近GDP的50%，致使国家肌体过量失血；我们的劳动所得占的比重低，资本所得占的比重高，资本与劳动力回报率严重失衡，导致国家根基营养缺乏。
而“世界工厂”地位，决定了我们过度劳动、过度生产，这样的生存方式，让今天中国的生态环境“赤字”不断攀升，自然资本“透支”持续恶化，人类生命服务支持系统“负债”累累，国家赖以生存的“自然本钱”正在耗竭。
针对我国国情，对资本的态度，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节制排斥，而是驾驭利用，促进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
当前，驾驭资本的第一要务是探索一套既能高效利用资本，又能熟练驾驭资本，保障劳动者主体地位，实现劳资平衡，共享双赢的制度机制。
具体来说，一要防止资本“糖衣炮弹”对国家政权的腐蚀和攻击。警惕资本与官僚的合流与联姻，形成垄断利益集团，为了谋取地方、部门和集团的局部利益，而损害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
二要防止劳资博弈。资本收益过多，劳动收益过少，偏离了“共同富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让社会围绕劳动这个太阳旋转”。
三是高度警惕国际垄断“资本大鳄”恣意操纵国际资本市场，制造资本“脉冲效应”、“变频效应”和“变压效应”，击穿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的“警戒线”，引发国家金融系统崩溃和经济危机，掠夺国家和人民多年辛辛苦苦积累的劳动果实。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驭资本”，如何理解报告中提到的“术轻重、积信用、治未病”？
杨多贵：针对中国国家健康状况和态势, 国家健康管理和保健的“中医药方”可凝练概括为“驭资本、术轻重、积信用、治未病”的十二字方略。国家既要加强锻炼，又要注重保健。
简言之，轻重之术就是以政府“有形之手”调控经济活动，因时因地，宜敛宜散，或贵或贱，平抑物价，保障供给，通调民利，维护公平，增加国蓄，聚积国财。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历史传统，当前国内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情形等已严重影响到了社会和谐稳定。政府“有形之手”必须“有所为”，要善于运用轻重之术，削峰垫谷，做到“藏富于民”、“藏富于国”，而不是“藏富于精英”、“藏富于商贾”，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共同富裕。同时，防止“财富外泄，被人射利”。
实事求是地说，近年来出现了国家信用有所透支、政府公信力有所缺失、社会信任度有所下降等迹象。今日之中国，不仅要“广积粮”，更要“广积信”，要创造好、保护好、使用好国家信用、政府公信。因为，国家信用得难失易，它要靠年复一年地日积月累，需要精心地呵护和培育，稍有不慎，国家信用就可能在一瞬间轰然崩溃。
虽然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并不富裕，与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比还很穷，仍须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情。
然而，当前中国却有了“未富先骄”“未富先奢”“未富先腐”“能逸而不能劳”的种种苗头和迹象，“未富先腐、精神懈怠”已成为潜在威胁我国国家健康的首位因素，是“治未病”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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