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最近诺贝尔奖评选结果公布后，因为我们没有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所突破，引发了不少学者对教育、科研体制的反思。您如何看？
葛剑雄：诺贝尔奖情结其实没有必要，发达国家得诺贝尔奖也是不平均的。诺贝尔奖不是哪个大学教育出来的，莫言是哪个学校培养的？所以，“钱学森之问”，主要的是问社会，而不是问教育，教育起不了这个作用。
我们看杨振宁、李振道，到美国没几年就得了诺贝尔奖，他们的基础都是在中国打的，杨振宁基础在西南联大打的，难道我们现在的大学真的没有达到西南联大的水平吗？比如钱永健，他在美国得诺贝尔奖，并不是一个学校有特别的能耐。我们的基础教育很好，但一个人成长到一定阶段，他需要一个合适的社会机制让他发挥出才能。
齐鲁晚报：科技部部长万钢最近批评科研经费造假问题，您认为如何规范科研经费管理？
葛剑雄：其实，这个有办法解决，就是让科研经费回归它应有的位置。少数人贪污科研经费，这是全世界都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科研经费都存在问题，这就是我们机制的问题。
首先，政府要切实提高科研人员的正常待遇，绝不容许拿科研经费提高待遇，比如说现在大学教师的津贴要比工资高，这个钱哪里来？相当一部分钱不是国家出的，而是科研经费。第二，不要拿科研经费或是项目多少作为评估一个单位或是个人的指标，因为有些基础研究不需要很多经费，比如有的项目1万块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申请10万或是100万？因为申请多，教授可以分成。第三是目标管理，过程公开、结果公开。申请过程要公开，结果也公开，至于钱怎么花，少去限制。比如很多实验室是需要人工的，我们对人工费的比重限制得很死。
齐鲁晚报：您是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如何看待现在博士的贬值现象？
葛剑雄：现在博士培养是很正规的，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标准，就是在中国，博士的规模应该多大，而不要一味求多。一味求多之后，该硕士做的事情非要用博士，没有必要念博士的专业人才也去念博士。比如很多大学规定，年轻教师提教授都必须要有博士学位。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博士多了，质量低了，各种丑闻也出来了。
原来有一个规定，申请做博士生导师必须完整培养过至少一届硕士生，但后来急于求成，在后面加了一条“或者在国内外指导过博士生的工作”，有这句话在里面，标准就很难界定了，有的还没带过硕士生就带博士生了。
齐鲁晚报：最近陆续爆出学术腐败、学术不端的事情，作为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您对治理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
葛剑雄：我觉得要把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分开。学术腐败是指利用权力、金钱非法谋取学术成果、学术地位，老师一般地剽窃、抄袭，不要动不动就扣上腐败的帽子，腐败都和权力联系。大多数是学术不端。所以要分开来看，要根据党纪国法处理。对于学术不端，只要不触及犯罪，还是应该用教育的方法，让学术界自己判断，自己解决问题。
此外，制度上要进行改革，比如现在评职称，有的工作不一定非要通过论文来评价，评价机制要改。不能单纯看论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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