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格平眼中，当年环境治理梦想落空，环境恶化还愈演愈烈，这是第一代环保人的锥心之痛。（南方周末记者 冯飞/图）
曲格平时常记起周恩来总理当年的担忧——别让北京成为伦敦那样的“雾都”。四十年过去了，中国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当着北京市领导的面，曲格平毫不忌言批评，“主要责任还是你们地方政府，但是国家也有推托不掉的领导责任。”
曲格平承载着多项“第一”：中国第一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第一任国家环保局局长，第一任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
有意思的是，这位“中华环保第一人”的环保事业竟起源于一项临时性的分工。1969年，中国处于“文革”动荡之中，为考虑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和与各地的联系，中央成立了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这一临时机构，曲格平调至小组工作。因分管的燃料化学工业部由煤炭部、石油部、化工部合并而成，其与环境污染关系最大，他被要求注意“公害”问题。
曲格平的环保故事就此开始。1970年代，那是中国甚至世界环保故事的起点。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标志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虽然动乱中的中国认为环境污染是西方世界的不治之症，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环境污染，但在周恩来总理推动下，中国仍派团参会，曲格平正是参会者之一。
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示威者抬着身患残疾的环境污染受害者，这种场面让曲格平久久难以忘怀，他突然意识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会后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曲格平总结道：中国城市和江河污染的程度并不亚于西方国家，而自然生态破坏的程度却远在西方国家之上。
这种认识取得了共识。1973年，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国家计划委员会向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门转发了12期会议简报，虽然通知上注明“请注意保密”，但却是公开的“秘密”——向全国通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一年后，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
2013年12月14日，83岁的曲格平从口袋里拿出为沃尔沃2013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准备的讲稿。讲稿写了一个故事：1970年代初，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发布了一个十年环境污染治理规划：用五年时间控制环境污染，用十年时间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个事儿我后来没有公开说过。”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十年过去了，四十年过去了，目标不仅未能实现，环境污染却愈演愈烈。曲格平认为中国当下的各项指标和1970年代初期的日本很相似，但没有吸取教训，没能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有些方面甚至更为严峻。“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面临着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曲格平将之喻为“第一代环保人的锥心之痛”。
锥心之痛非后悔不作为，而是难作为。其实，在曲格平这一代环保人的推动下，我国的环境管理制度并不落后。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完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1976年，“选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人”，曲格平最终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他也就此系统地请教并学习了各国的环保经验。
回国后，曲格平开始呼吁尽快出台环保法。1979年，国家恢复法治建设后，《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从美国环保局学来的环评制度被列入；1983年，继计划生育之后，环境保护被确立为基本国策。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的直属局，曲格平任首任局长。
如何落实基本国策，曲格平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并确立了“谁污染谁治理”等八项环境制度，奠定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基础。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曲格平被授予国际环境领域中的最高奖项——联合国环境大奖。
此后的十年间，身为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参与修订或起草了二十多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由此，在我国现行的二百多部法律中，涉及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等大环保领域的法律最多。
其中最受曲格平关注的是环境影响评价法。当时多个部门联名反对，认为这一“抄来的、超前的法律”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甚至有委员说：“按照这部法律的规定，环保局的权力在所有部门之上了，成了第二国务院了！”
2003年，历经十年、停止审议又重新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开始施行。可惜，这一旨在从源头控制环境污染的法律在当下被诟病为“走过场”。虽然仍感痛心，曲格平依然认为“依法行政，环保部门的腰杆应该更硬一点”。甚至在较为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下，“环保应成为依法治国的优先突破口”。
退休的曲格平现常住京郊，空气比城区略好一些，侍弄花草，练练书法。他很少去市区，客人也不多。曲格平觉得自己开始糊涂了，写东西特别慢，写着写着字就忘了，就查字典。眼镜刚刚摘下放在手边，一会儿就忘了，楼上楼下满屋子寻找。
但他依然紧跟环保热点，飞快地计算着数据间的契合性，“我担心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对于迟迟未能公布的土壤污染普查数据，曲格平感叹自己“也看不到这个数据”。
这两年大气污染突然受到重视，曲格平又开始忙碌了，官员、记者频繁造访。一次，他和北京市领导长谈到深夜，爱之深恨之切的曲格平，当着北京市领导的面，毫不忌言批评，“主要责任还是你们地方政府，但是国家也有推托不掉的领导责任。中国就一个首都，污染到这个程度，现在才想起来，为什么不早做？！”
曲格平时常记起周恩来总理当年的担忧——别让北京成为伦敦那样的“雾都”。“糟糕透顶，我说这四个字用得比较好，不能再糟糕了。”他没打算给北京留一点面子。二十年前美国专家研究PM2.5时，他在美国考察就已得知PM2.5的危害。
不过，曲格平感到欣慰的是，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相较1970年代的那个没有公开的“十年环境污染治理”，四十年后的新计划，几乎用类似的语气提出了类似的节点，能否实现，一切有待时间检验。（原标题：曲格平：四十年环保“锥心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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