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来始终身处舆论焦点的朱令中毒案，5月8日有了权威部门声音。北京警方法人微博“平安北京”发布消息称，对该案件“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此案最终无法侦破”。连日来始终关注此案的公众，终于看到了权威部门的公开回应。
尽管如网友所言，在“民间断案”经年累月地发酵升级之后，这份迟到的回应，确实有些姗姗。但北京警方敢于直面这一积年已久的刑事案，并做出自己的说明，这对19年悬而未决的朱令案而言，无疑是一个可取的态度、一个可以期待的开端。
不透明是“阴谋论”的温床，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信息沟通的不畅更容易引发人们的集体负面揣测。具体到朱令案，因为缺乏权威信息，围绕着扑朔迷离的案情，真假难辨的种种内幕，各种罪行的严厉质控，“舆论审判”的偏激情绪，“权大于法”的揣测推断，让社会付出了高昂成本，也透支了人们对司法的信心。
公安机关不是万能的。接报案时，案发已时过数月，关键证据已经灭失，从法律的视角审视朱令案，我们可以期待的司法跟进其实非常有限。对此，办案机构的思想负担可以理解，担心回应舆情会招致过高社会期待的焦虑，也有现实根由。但唯其复杂繁难，才更需以翔实的信息披露和负责任的回应廓清疑云，定分止争。
受制于侦办条件、认识手段和能力水平等因素，少数案件破不了、抓不到、诉不了、判不了的情形客观存在，苛求“命案必破”会给司法公正埋下隐患，热衷“舆论审判”更会给社会公义种下祸根。但及时通报相关侦查结果，让受害方获知完整案件信息，无疑也是法治精神的重要体现。朱令案之所以引发各种猜想，正在于有关方面一度对案情讳莫如深、对过程语焉不详、与其家人沟通有限。
“消除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强调。确实，公开是维护公平的有力利器，也是取信于民的重要途径。试想，如果朱令案的相关信息依然尘封在司法档案里，不仅对受害人未有一个确切答复，被怀疑的孙维也始终承受“有罪推断”的重压，这样的处置如何能保障两者的权利？如果对朱令家属的信息公开申请，反应迟缓乃至持久沉默，不去解释真凶缘何难以伏法，案件为何无法侦破，这样的处理又怎能避免公众的臆断？信息封闭之下，猜度四起是必然的。
面对日益高涨的权利意识，今天的中国社会，无疑身处公共治理最为繁复的时期，中国政府也因此被称作世界上责任最重的政府。在处理矛盾、协调利益时，政府部门固然无法做全知全能、有求必应的“包青天”，但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从打造阳光政府出发建设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却是树立公信、加强善治的不二路径。
到今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正式实施5年。应该说，正是因为信息公开渠道越来越畅通，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在监督中得以逐渐巩固；正是由于权力运行不断走向透明，人们对实现公平正义有了比以往更足的信心。法律界有句名言，正义要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唯有让公众“看得见”，以公开保证公正，以透明确保清明，以一丝不苟的程序正义，践行秉公执法的法治精神，法律的权威才能树立，政府的公信才能增强，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
对朱令案，公开是一剂化淤解毒的良药。唯有公开才能挽回迟到的正义，唯有公开才能不负公众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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