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中国在近代没有本土培养出来世界级的科学大师？”5月25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王晓东，以“钱学森之问”开始了自己在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上的特邀报告。
“对于这位上世纪50年代老海归的著名问题，今天我作为一个新海归，把这个问题又重新更细地问了一次，我看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个问题是，我们在中国如何培养在理论和技术方面都能够引领世界的科学家？”
“另外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如何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做出影响人类生活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也就是我们大家一致在讨论的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得到科学技术的诺贝尔奖？”
第三，如何实现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社会效益，“用通俗的话讲，怎么能让科学家不差钱，不光是作为个人，而是我们科学界作为一个团体，在整个社会发展中能够有正循环，我们的劳动能在社会上得到体现？”
对于此番再问“钱学森之问”，过去的10年中，王晓东在北京生命研究所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他认为，人才、机制和文化，这三个相互支撑方面的运转情况可回答“钱学森之问”。
“人才方面，在北生所，我们的人才标准非常简单，只有能力。有没有在过去的时间真正作出有影响的工作，将来有没有野心和决心作出世界一流的工作，还有有没有交流能力，让你的同行和大众理解你做的工作。”
王晓东直言，“要保证科学家能全心全意做大事的机制，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是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年薪制。这个提法10年前可能有非议，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来提我觉得已经不是问题。”他强调，“其二是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我们科学家不能够被评审、奖励等各种各样的指挥棒指挥得团团转，如果要做有真正世界影响力得项目，一定要有一个环境，让大家沉下心去，作长期艰苦的努力。”
王晓东特别指出，在基础研究成果与社会效益之间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很长时间我们是没有人做这些事情，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搭建了用超级计算机来设计药物靶点的药物平台。此外，还要有国际化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转让，否则，我们的原始发现除了论文很难真正产生效益。”
有了发现，有了技术，有了专利，“我们还需要和创投的金融界和研发型的工业界形成战略合作关系，而不是有了成果到处去敲门。”
王晓东表示，除了上述经济方面的保障，“更重要的，也是我们中国科学界比较缺失的，就是拿了钱之后，怎么交账？”王晓东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非常清晰客观的标准，“在我看来，作基础研究、原创研究的评价标准，一定要读你文章的人来评价，而不是数你文章的人来评价。”
文化方面，王晓东特别指出，“要有批判思维，不断批判不断进步。批判不在于个人攻击，这一点是在我们文化建设中需要强调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爱面子，经常分不太清楚学术批判和个人批判。其实，学术批判是对科学家最大的尊重，这种想法应该深入人心。”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于2003年正式筹建，是中国政府在发展声明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战略之一，其以理事会领导下的所长责任制管理模式颇为独特。
建立以来，北生所在社会行为神经生物学、细胞死亡机制、以及乙肝受体等领域作出了世界领先的成果。“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席位。”2008年，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在实地考察后曾作出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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