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Garwin是一位物理学家和发明家，曾向美国总统、IBM和秘密机构建言献策，他的贡献实在是太多，几乎任何事情的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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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8月，氢弹试验成功。而作为物理学家和发明家的Richard Lawrence Garwin，其人生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年轻时，他解决了氢弹的技术难题，是氢弹问世的大功臣；而后，在接下来的60年里，他转而致力于协助政府对氢弹进行管控。
每当提起他时，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他的导师Enrico Fermi在60年前给他的评语：他是我平生见过的唯一真正的天才。
Garwin同时也是美国政府的资深顾问，自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在科技领域他为政府出谋划策。Garwin有一个著名的自嘲笑话：法国大革命时，一个贵族被押上断头台，铡刀却没有落下，刽子手说“这是上帝的旨意”。第二位被押上的贵族也因为上帝的旨意而没有死。等到Garwin自己上台时，他抬头看着迟迟没有落下的铡刀说“我发现问题出在何处了”——尽管这可能意味着死亡。
Garwin是一个热爱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他的职业生涯多姿多彩：粒子物理学奠基人之一，有41年的科技产业工作经历和47项专利发明，还是为政府提供咨询长达60年的资深顾问。
他在多个领域都有突出贡献：2011年，他向时任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提供的建议，在福岛核泄漏事故处理中发挥了作用；2010年，他协助填堵英国石油公司钻井泄漏的原油；1981年，他首创了IBM电脑触摸屏的手势识别系统；1969年，他发明了扩张力良好的电缆，用于在海上固定石油钻井平台；自1968年起，他还为卫生保健的数据处理工作出谋划策。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任首席科学家Peter Zimmerman说：“他的贡献实在是太多了，几乎任何事情的背后都有他的影子。”Garwin同时拥有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国家工程院以及国家医学研究院的会员身份，而这样的人全世界只有13个。
这些领域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单一智力无法全部贯穿。Zimmerman说，而Garwin总是能够帮助解决问题并让人信赖。而且如果解决了当前问题之后又出现了新问题，他仍然能把一切都处理好。
精密设计
1928年，Garwin出生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他仅用了3年时间便从凯斯西储大学毕业，之后协助父亲处理设备维修生意，并与一位当地的女孩结婚。1947年，Garwin来到芝加哥大学，在导师Fermi的指导下进修原子核放射性衰变，并于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
之后Garwin以讲师的身份在芝加哥定居下来，并从1950年开始利用夏天的假期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提供咨询服务。1951年夏天，同样任职于芝加哥大学并在洛斯阿拉莫斯提供咨询服务的Edward Teller（氢弹之父）找到了Garwin。
Teller对Garwin说，他和洛斯阿拉莫斯的物理学家Stanislaw Ulam认为，原子的爆炸可以触发氢的爆炸，但这一理论需要证明。Garwin在综合考虑了所有条件后认为，与其费力劳心地思考，不如设计一场真正的爆炸来检验。实验证明：氢弹的威力是原子弹的1000倍，瞬间便将一座太平洋小岛的三分之二夷为平地。Teller说，实验非常成功，几乎与预先设计的完全一样。
那时，粒子物理学蓬勃发展，但是人员冗余、设备庞大、试验周期漫长，Garwin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于1952年进入IBM沃森科学实验室工作。在那里，他的研究范围很广：从材料在极端寒冷条件下的性能到电脑视控，再到可保护笔记本电脑或其他智能设备在落地时免受损伤的小型加速计。
1957年，他利用4天时间与Leon Lederman一道，构思并指导了一项mu介子放射性衰变实验，而这场实验对当代粒子物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加入IBM的同时，他受工程师Jerome Wiesner（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之邀，加入了新组建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Garwin为PSAC提供了为期2届总计8年的咨询服务。在此期间，他还领导着委员会的一些项目，尤其是评估美国所面临的弹道导弹以及军用飞机的威胁。他为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以及电子战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后来，他加入了一个被称为JASON的政府秘密顾问小组。在那一时期，Garwin经常参与敏感的“灰色项目”，这些项目既不经过同行评审，也没有来自国会的监督，使得像他这样的独立科学家的建议更加重要。
自上世纪60年代早期，Garwin开始致力于多种间谍卫星的研究。其中一些卫星使用电荷耦合器来储存图像，并以视频格式传递情报，Garwin认为，有必要提升这些间谍卫星对光的敏感度。另外一些卫星，例如Poppy系列，Garwin也帮助政府提升它们的性能。Garwin为中央情报局（CIA）以及国家侦察局（NRO）作出的贡献极大。为表彰他的功绩，CIA授予他R.V. Jones奖，而NRO则宣称Garwin为国家侦察领域的10大奠基人之一。
控制军备
Garwin投入最大精力的领域是氢弹问世的后续影响——军备控制。自1958年以来，他以各种方法帮助设定旨在禁止核试验的禁令。他成功地说服了肯尼迪总统为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加装了名为解除核弹头安全装置许可制（PALs）的控制系统。从此以后，没有授权，核武器便不会引爆。
虽然要求管控核武器，但Garwin并不要求“无核化”。他反对核扩散，反对任何无核国家拥有核武器。目前美国拥有5000枚核弹头，整个世界拥有约17000枚核弹头，Garwin认为必须立刻削减一部分核弹头，未来再削减一部分。因为核弹头的数量超过了目标数量，实际只需要几百枚“便足以应对任何可能的威胁”。
自1992年起，Garwin在每一期的JASON报告中都汇报美国核武器库中核弹头的储备情况。最著名的便是他在1995年的报告中提到的，“核武器是一种可信赖的威慑力量，其效果并不需要实际的检验”，因此美国应当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Garwin还在军备控制的另一个战场——导弹防御系统上战斗。自1968年他与Hans Bethe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文章分析导弹防御系统的利弊以来，围绕着导弹防御系统，他不断地剖析利弊，并测试其实际功效。
1998年，他协助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完成了关于美国所面临的来自“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的报告——《拉姆斯菲尔德报告》。这份报告后来被导弹防御系统的支持者引用为建设导弹防御系统的必要性的佐证。
目前，Garwin对美国《国家科学院2012年度报告》中关于导弹防御的部分表示不满。该报告强调美国需要新型雷达，而Garwin认为这些雷达并不能有效地区分来袭导弹。他说：“如果你迫切地感到需要建立导弹防御系统，那么你可以建立一个，但不要为它投入过多的资源，因为它实际并不值得你付出那么多。”
美中不足
如果说Garwin的工作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也许是他有时会忽略现实里的制约因素。例如，为了方便拦截来犯的弹道导弹，他建议美国尽可能近地将导弹布置在潜在敌对国家的周围，而这可能会因为触犯周边大国的利益而无法实现。
Garwin今年85岁了，他有时候会到他在IBM的名誉办公室内小坐一会。他离开住了55年的老房子，与妻子搬到一栋现代公寓内。每天享用午饭的时候，他的妻子会经常切一些新鲜的菠萝片，作为甜点。
Garwin表示，他可以放下一切来全身心地追寻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回到科学工作岗位上。他说：“以我当前的身体条件，恐怕难以再为科学事业作出什么贡献了。但如果我还能做点什么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为之奋斗，正如我这辈子一直所做的那样。”
或许这正是他为何能让氢弹问世的另一个原因：永不言败，决不放弃。Garwin的老朋友和同事、目前已从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国家加速器实验室退休的Sidney Drell说，在解决导弹防御问题上，政治因素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已经放弃劝说政府的努力了，但Garwin却不会逃避，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现任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得克萨斯大学的William Press说，每当他想逃避时，便会听到Garwin的声音：“那些世界上原本不会存在的事物，因为像我这样的人的努力而得以存在。”（段歆涔）
《中国科学报》 (2013-07-30 第3版 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