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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规划 显灵活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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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邓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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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涛 童岱摄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依据中国科学院要求的“一三五”规划，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根据自身体量小、科研力量集中等特点，凝练形成了更符合该所发展的“一二三”规划。
■本报记者 童岱
在谈及贯彻“一三五”布局时，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曾指出，要抓住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科技问题，把握可能发生革命性变革的重要基础和前沿方向。按照“一个定位、三个重大突破、五个重点培育方向”的要求，研究所进行有前瞻性的布局，就显得尤为重要。
“依据院里要求的‘一三五’规划，我们所根据自身体量小、科研力量集中等特点，凝练形成了更符合我所发展的‘一二三’规划。”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副所长邓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个定位”内涵丰富
古脊椎所虽是中科院最小的所之一，却有80多年的历史，沉淀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产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并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点。
在国际学界，古脊椎所的地位非常独特。包括美国、欧洲各国在内的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领域有很多的研究小组，但大多分散在大学、科研机构和博物馆里，而像古脊椎所如此集中“作战”的机构绝无仅有。
“对于‘一个定位’的内涵，我们所做得很丰富。”邓涛谈到，古脊椎所致力于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充分发挥我国化石资源优势，建设国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四个中心”。
一是建立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领域的科研和学术思想中心。二是建立科技人才培养中心，培养我国在相关学科方向的人才。
虽然该所科研人员研究的是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领域，但这些离我们年代遥远的动物到现在仍然有许多现生的代表，比如鱼类、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
依据古脊椎所收藏的20多万件化石标本及现代动物的骨骼标本，他们期望建立化石标本和现代骨骼标本收藏中心。
“来我们所的人都可以看到最靠外侧建设的中国古动物馆，除了担负科研任务之外，我们还承担着科普的社会责任，因为这些都是许多老百姓和动物爱好者感兴趣的东西。”邓涛说，科学普及中心便是他们要建立的第四个中心。
两个突破解决关键问题
事实上，早在2011年，古脊椎所在其《“十二五”发展战略规划》中就已明确两个重大突破方向。
“相信很多人都在疑惑，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长什么样？所里确立的第一个突破方向——现代人起源、演化研究，就是期望解决这样的问题。”邓涛说。
近20年来，现代智人（现代人）起源一直是国际古人类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相互对立的“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进化说”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目前，学术界关注并需要重点研究解决的现代中国人起源过程关键科学问题包括：早期现代人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变异与演化分类；更新世晚期东西方人类的交流情况。
古脊椎所将着力在这些方面开拓研究，有望揭示早期现代人在中国起源与演化的规律，以及古老型智人向早期现代人转化的过程，并对中更新世晚期以来中国境内古人类演化提供更为翔实的证据，从而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人类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及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说”理论的证据以及存在的问题等。
“另一个重大突破方向，就是编研《中国古脊椎动物志》。”邓涛说，由邱占祥、张弥曼和吴新智三位院士发起，从2007年就已开始，古脊椎所组建了一支包括一批资深退休老科学家和身处一线工作的学术中坚力量在内的相对稳定的编研队伍，建立了一套严密、统一的编研规程，预期十年内完成。
他谈到，这套书预计总共编撰3卷23册，古脊椎所的科研人员都依据自身的科研成果或经历来承担其中的章节，“比如我们所长周忠和院士，他是古鸟类方面的专家，所以那一册的相关内容就主要由他来撰写。我们的前所长朱敏研究员，他是古鱼类研究的专家，由他主编的《无颌类》一册已完成并将于年内出版”。
多年来，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相继取得了许多成果，积累了大量新资料。古脊椎动物学是生物学领域内一个重要分支，拥有大量高级分类阶元，其属、种的数量远远超过现生脊椎动物，是研究和了解生物演化理论最重要的基础资料。
因此迫切需要在大量积累的新资料基础上，运用新的技术和方法，以当今的理论和观点对我国脊椎动物化石各级分类阶元进行系统的整理、厘定和总结。
完整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志》出版是一项立典性的基础工作，将使我国获得相对完备的、系统的古脊椎动物基础信息资料。同时，为我国脊椎动物化石资源保护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在国际古生物研究领域，该志书无疑将会成为古生物学研究者必备的参考文献。
“通俗地说，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这将是一套很好的科学书籍；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这会是一套全面的工具书。”邓涛说。
三个方向涵盖全所上下
“精简为三个重点培育方向的规划，涉及的任务和科研方向基本涵盖了全所上下。”邓涛说。
地球陆地生态系统大约从4亿年前开始形成，经历了数次重大的变化，一些重大的地质环境变化对脊椎动物各个类群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四亿年以来脊椎动物与环境的协同演化”是重点培育方向之一。
邓涛谈到，这个方向将集中古脊椎所的优势研究队伍，发挥团队和学科交叉优势，以中国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材料和地层为依托，重点对中国各主要陆地脊椎动物群的演化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
“新生代亚洲陆相年代地层标准的建立”则是另一个重点培育方向。
全球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GSSP）在定义和区别全球不同年代（时代）所形成的地层方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金钉子”之称。随着海相GSSP工作即将全面完成，陆相GSSP的建立将被提上日程。
“我国有大量新生代陆相沉积盆地，其中不少盆地的地层厚度巨大、沉积连续、出露良好、构造简单、化石丰富，这不仅在欧亚大陆独一无二，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邓涛说，因此，中国具备建立精确的洲际陆相地层生物年代框架的优越条件。
“高精度CT、同步辐射技术在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的应用”是第三个重点培育方向。上月初的《自然》杂志上报道了古脊椎所研究员倪喜军领导研究小组发现了目前已知最古老、最完整的灵长类化石骨架。他们借助同步辐射CT扫描技术，数字化三维重建了包埋在岩石中的化石骨骼和印痕。
“在‘一二三’规划中，我们还将努力实现‘四个一流’的战略目标。”邓涛解释说，即一流的成果、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设备、一流的文化，保持我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基础研究在国际上的先进地位，在提高人类对生命与地球演化规律认识等方面作出应有的创新贡献。
《中国科学报》 (2013-08-06 第5版 创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