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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留美科学家的尘封往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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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访谈录》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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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1949前我国去美国的学者及留学生有5000多人，50年代归国的有1200人。
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海归，在新中国科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8年秋天，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王德禄和杜开昔开始了一项“19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的研究课题，他们先后采访了44位科学家。
这些采访形成的105盘磁带由于种种原因被尘封了20年。2013年，收录了31位科学家口述的《19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访谈录》出版。当年采访的这些科学家如今在世的不到10位。
打开这些科学家的尘封往事，也就打开了他们每个个体的独特故事，更打开了那个时代下新中国科学的一段独特历程……
1950年8月31日，100多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离开旧金山回国，回国途中在船尾合影。
对于刚刚获得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奖的张存浩，人们在关注他的科学成就时，发现这位“大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一名海归。张存浩上世纪40年代到美国留学，拿到密歇根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学位后于1950年10月回国。
半个多世纪前，像张存浩一样的海归有不少。数据显示，1949年前在美国的学者及留学生有5000多人，上世纪50年代归国的有1200人，他们中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约占60%。
半个多世纪前的海归
这是一张老照片，在一艘大船的船尾上，100多位年轻男女或坐或站，有的还抱着孩子。已86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涂光楠也在其中，“我是底下最左边的，平头”。
1950年8月31日，美国“威尔逊总统号”，从美国途经日本横滨开往香港。这些年轻人通过不同途径拿到离开美国的证明，踏上回到祖国的路。照片上的人青春洋溢，有傅鹰、金荫昌、邓稼先、叶笃正、鲍文奎、庄逢甘、余国琮以及涂光楠的哥哥涂光炽等128名归国的学者和留学生。
上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两波归国高潮。第一波归国高潮在1950～1951年，有1000位左右的科学家回到国内，当时他们主要是乘坐“克里夫兰总统号”“戈登将军号”“威尔逊总统号”回来的。在回国途中，每条船上都发生了很多故事。
之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进入敌对状态，美国政府开始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日内瓦谈判终于使美国放松了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限制，1954～1956年出现了第二波回国高潮，这波回国潮中约有200位科学家归国。
师昌绪1952年申请回国时，美国移民局限制他离开美国国境。为了争取早日回国，中国留学生向美国各方人士寻求援助，他们甚至给美国总统、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师昌绪就是那些活动的组织者之一。1954年，他还在美国接受了《基督教箴言报》的专访，向媒体表达了自己回国的愿望，并连同照片一起被刊登在报纸上。日内瓦会议谈判后，美国同意中国政府分批释放被扣留的中国留学生。1955年4月，有76人被允许回国，师昌绪就在这份名单上。他是乘坐1955年6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的。
这样曲折回国留学生有不少。1951年9月20日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谢家麟、王德宝等8位留学生被拦截回美国。1954年王德宝绕道法国回国，1955年初，谢家麟在美国政府让步后才回国。闵恩泽则是托朋友在香港找了一份工作，条件是9个月以后辗转回大陆，于1955年10月回国。
他们发展了中国科学
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海归，他们的名字注定要载入新中国的史册。
自2002年国家最高科学奖项设立以来，每年颁给两位科学家，到现在共有2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8位是留美归国的。同样的，获得“两弹一星”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
“这批50年代回国的科学家在新学科的建设、科学人才的培养上起到很大作用，尤其在‘两弹一星’的研制方面和‘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价值很独特。”北京市长城企业战备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这样认为。他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作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关注到留美归国科学家这个群体。
1986年，王德禄结识了来自美国、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学的科学史学者杜开昔。共同的兴趣使得他们在1988年秋天开始了一项“19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的研究课题。他们先后采访了44位科学家，以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为主。
侯祥麟，化学工程学家，1950年6月回国，参与国家十二年科技规划，筹备石油部研究院。
王守武，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1950年10月回国，参与国家十二年科技规划，筹建了我国第一个晶体管工厂，负责筹建半导体研究所。
吴仲华，工程热物理学家，1954年8月回国，在清华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燃气轮机专业。
疏松桂，自动控制及系统可靠性科学家，1955年9月回国，筹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留美的科学家和苏联专家的关系也是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
“原来苏联给我们设计的后处理厂是个老式作坊，用沉淀法进行后期处理，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老方法。我建议用萃取法，这是现代化工常用的方法。上级说苏联设计的东西任何人不得改动，即使是改也要做到万无一失。以后我每次开会都要提意见。”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工与核能专家姜圣阶告诉王德禄这样一段插曲。后来终于同意姜圣阶用萃取法，这个厂也扩建了，并且生产制造氢弹所需的材料。
“对于77级之后的几届大学生来说，我们的老师中有些是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是最好的老师。”因此，王德禄认为，中国现在取得的成绩和几代留美、留欧的学者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回国后不但对中国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还影响了几代人。
《中国科学报》 (2014-01-24 第13版 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