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教授对地理学界影响最大的工作，无疑是关于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倡导，“冰期之庐山”专著，理论而又实际地阐明关于庐山地形与混杂堆积的冰川成因，生动富于说服力，被公认为地质、地理学界最有成就著作之一。作者在大学读书与工作的初期，深为李先生的雄文宏论所折服，奉为楷模，未曾怀疑，在实践中也力图寻川遗迹，与李先生理论印证。也正由于先生著作的启发，产生研究冰川的憧憬和兴趣。50年代末期开始，得有去西部高山区长期工作的机会，积累起一些经验，由于重点在现代冰川，对冰川形成的气候条件、冰川运动及其刨蚀、堆积特征稍有了解。但初期认识也比较简单，如1962年天山博格达峰第四纪冰川考察，曾将著名风景区天池判断为冰碛阻塞湖，拦阻河谷形成天池的大坝定为冰川末端的终债，排斥当时已有的山崩滑坡成坝的解释，对于远离基岩区非一般流水作用所能带动而堆放河谷或河口的巨石，统作为冰碛石看待。而1964年目睹西藏东南部泥石流暴发流动和堆积现象，1965年目睹云南禄劝县大山崩滑坡形成的横跨河谷的巨坝后，逐渐明确坝状、珑状的混杂堆积，远离基岩区带擦痕的巨砾，可以有多种成因，不能简单的都称为冰碛，由此，我就放弃了天山天池坝的冰川成因论，而接受山崩滑坡成因论。但1962年博格达考察后，已提出了天池冰期的名字，虽未正式撰文论述其含义，但已在同行中流传与引用，无法收回，悔之莫及。

 

1964年起有几次偶然的机会接触东部第四纪冰川问题，一次是蓝田猿人现场会议，对于猿人产地公王岭附近地形现象出现了流水成因和冰川成因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我看了一处被冰川成因论者当作冰碛看待的卵石层后，认为完全可以用山溪洪流顺理成章的解释，无须借助于冰川成因。一次在四川渡口金沙江岸边看到一堆大小混杂的砾石堆积，景才瑞先生指为古代顺金沙江河谷流来的大冰川堆积，我考虑这里海拔已经很低，附近亦缺乏高山，没有发育古冰川的条件，而未敢苟同。一次在河北阳原泥河湾地区，周慕林先生介绍所称红崖冰期的混杂堆积，我看后认为缺乏冰碛特征，也可用山溪泥石洪流堆积来解释。若干次的接触讨论后，逐渐对于李先生的第四纪冰川学说产生了怀疑。于是在1980年联合若干同志去庐山考察，对李先生亲自鉴定的冰川堆积与侵蚀形态一查究竟。经过近半个月的观察，就庐山的气候条件，地貌形态和混杂堆积的可能成因，反复作了比较，对庐山西北麓羊角岭混杂堆积作了较深入的室内分析，所得结果与李先生的观点完全相左。本着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精神，发表了两篇短文引起了一场新的论战，以后又联合了崔之久、李吉均等三十多位志同道合者，开展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撰著《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与环境问题》一书作为我们的研究总结。我们总的认识是：中国东部只有少数高山如陕西太白山、四川螺髻山、台湾玉山和吉林长白山有确切的第四纪冰川遗迹，而存在争议的海拔2000米以下山地，如庐山、黄山、广西桂林等山区过去报道过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概属误解。误解有着时代的烙印，即本世纪30年代，正是欧洲A. Penck与E. Brückner关于阿尔卑斯山四分法冰期概念在全世界流行，对冰川地貌、堆积物和冰缘、泥石流、山区洪积等近似现象的识别还不深刻，对沉积物内部结构、特征，对孢粉分析、同位素分析等识别气候与环境的手段还未应用，实践的局限性产生认识的片面性是任何一位学者所难免的，而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环境下，限于政治和经济条件，包括李四光先生在内多数研究者没有去西部高山区从事现代与第四纪冰川深入研究的机会，感性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限制，使已经形成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认识难于自觉改正，这或许是我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研究走了一条弯路的认识上的原因。

 

饮水思源，李四光教授开创了中国第四纪研究，并亲自担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的首届主任，在他的创导下，三十多年来，中国第四纪研究有了盛大发展。李先生勇于向陈规旧习挑战的开拓精神、探求真理的严肃态度、支持各门学科发展、培植后进青年的宽阔胸怀，永远是我们的楷模，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科学报》 (2014-01-24 第6版 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