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1994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设立。通过这个平台，许多科研工作者获得了开拓学术领域的机遇和完善科研版图的条件。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业已成为领域内的佼佼者、学术带头人乃至院士，在各自的科研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在“杰青”走过20年之际，本报将陆续采访刊出十余位取得卓越成就的典型“杰青”代表，记录这些创新者们的创新故事、探索历程和实践体会，以之为这项国家在基础研究领域设置的引才、育才、用才制度作新的注解。
■本报见习记者王珊
他既是DEA研究的创新者；又是致力于学术进取的奋斗者；在学生面前，他还是一个育人者。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对待学术如此，对待学生也如此。
他致力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研究。十年中，他带领科研团队在DEA领域一再开拓进取，推动了该领域的前沿研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和关注，也使得中国管理学界在此领域取得了话语权和重要的一席之地。
最近他又与企业合作，设计了企业应收账款债权流转的方法与体系，在国内试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个研究成果对于缓解政府债务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意义重大。
他就是梁樑教授。前不久，他刚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调到合肥工业大学任职。
创新者
提起我国关于DEA研究的学者，不能不提梁樑。
上世纪70年代末，数据包络分析由美国管理科学家提出，这是一种新的评价和分析组织效率的方法和工具。与其他传统方法相比，DEA在分析具有多种投入（输入）和产出（输出）的决策单元（组织）的相对效率时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而一直以来，关于DEA的研究一直注重决策单元投入和产出的研究，而决策单元反而被看成了一个“黑箱”。
“只分析‘黑箱’外部的输入和输出，DEA的研究内容和应用范围受到严重限制。”梁樑说，一个组织的运行方式、体制结构等内部因素都会对其效率产生重要影响，DEA研究理应“打开黑箱”。
对于如何破解“黑箱”内部的奥秘，梁樑想到一种自己所熟悉和掌握的路径——博弈论。这个时候，在国际学界，几乎没有人用博弈论的方法来研究DEA。一面是几乎全新的领域，一面是仅有四五个人的小团队，困难可想而知。
梁樑等人将非合作博弈的理论和方法引入“黑箱”的研究分析，从而将DEA最优效率分析转化为寻找博弈均衡的问题，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博弈DEA交叉效率”的概念，解决了传统的DEA方法不能较好地解决竞争性领域的组织效率问题以及原有算法不能得到唯一解的理论问题。
这一理论突破，获得了国际学界的高度评价，并且在学科发展上，真正开启了将博弈论与DEA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在此基础上，梁樑成功地建立了供应链系统的DEA效率分析模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黑箱”。
2011年，DEA的创始人之一库珀（Cooper）教授在其主编的经典学术著作《DEA手册》最新修订版中，将梁樑及其博士生吴杰和杨峰的相关论文和学术成果列入了“以博弈论方法开展DEA研究”的相关内容中。
“我们目前有三个团队在从事数据包络分析的研究。每个团队的研究方向都不相同，但是他们之间又经常讨论，互相启发。”回顾团队的成长历程，梁樑很感慨。
奋斗者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作为评审，梁樑刚刚参加了一个有关“杰青”的终期和结题检查。
2005年，梁樑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他坦言，这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梁樑属于“出道”较早的。1992年，年仅30岁的他就担任了管理学系的副主任，1996年他被评为教授。此后的4年时间，梁樑都在企业中做咨询项目。尽管这段时间学术上没出成果，但他认为，这对于更深刻地认识企业运行、如何将管理理论与企业实践结合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时候，我开始想如何把实际需要和学术结合起来。”选什么方向、应该如何去做，要一点点地重新理头绪，梁樑开始反思四年的学术空档期，“我需要一个目标，而这时，参与‘杰青’的评选给了我目标。”
梁樑告诉记者，“杰青”对于学术的要求很高，而以申请“杰青”带动学术提升，成了他当时努力的方向。
“我一共申请了三次，第三份申请书提交上去后，尽管还是忐忑，但是信心还是比较大的。”梁樑说，“每次评选我都会看专家们反馈回来的意见，这对于我的学术有很大的帮助，然后继续努力。”
事实上，“杰青”申请成功的背后，是无数辛苦的汗水。那段时间，梁樑没有在12点之前回过家，在半夜讨论问题成为他的家常便饭。
“‘杰青’申请成功后，当时压力极大，如何更进一步地做好‘杰青’的项目成为当时的压力源。”让梁樑欣慰的是，通过做“杰青”的项目和后期的创新群体基金资助，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迅速成长起来。项目组成员华中生老师和学生余玉刚分别在2007年和201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学生杨锋、吴杰也已经成为博导，且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的资助。
“现在学院里有一大批年轻人在‘冲’优青，一批老师和学生先后成长起来，这样整个科研梯队就形成了。”梁樑的言语里满是骄傲。
育人者
有一幕让已为人师的杨锋至今难忘。一天，半夜一点多钟，睡梦中的杨锋被一阵急促的电话惊醒。
“你计算的结果怎样？”电话的一头，梁樑问。
原来，下午讨论论文，梁樑让杨锋回去计算结果，等结果出来后再讨论。
杨锋说，导师的学术态度对他影响很大，培养了他做学问做事严肃认真的态度。“那天，我凌晨四点多钟把结果发给了梁老师。”
在梁樑看来，指导学生，尤其是在入门阶段，一定要严格要求，一步步“赶”和“牵”着学生去做，“这样，就培养了学生的思路和做事的模式，一旦‘跑’起来，后面就会很轻松，就会不断地出成果”。
“我遇到的老师都非常具有敬业精神。”梁樑告诉记者，他的很多习惯的形成也是得益于老师的影响。
在硕士学习期间，因为论文的需要，要补一些课程。因此在暑假，导师杨善林院士冒着酷暑给三个学生连续补了十天的课，没有课时费，也不算工作量，而梁樑就是三个学生中的一个；在博士学习期间，一个冬天的大早上，导师盛昭翰教授冒雪到学生宿舍敲门来布置和讨论下一阶段的研究问题……这些事情，在梁樑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刚开始，我只是觉得老师们真好。”梁樑说，其实老师的这些优秀品质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他，继而到他的学生，再到学生的学生。
在培养方式上，梁樑致力于对年轻老师的培养。“把每个方向的学生和年轻的老师结合起来，他们干劲很大，精力也比较旺盛。如果机制对头，他们成长会很快。”
《中国科学报》 (2014-03-21 第11版 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