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桓英，祖籍山西襄垣，1921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46年留学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1950年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第一批官员，1958年婉言谢绝WHO续签5年合同的聘请，瞒着家人只身回国。回国后研究公共卫生、实验流行病学，59岁开始进军麻风防治领域，80岁开始主攻分子生物学早期诊断麻风病研究。现为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桓英任WHO官员期间，先后在印尼、缅甸等国家防治雅司病、性病上取得成绩并获得好评；1972年在江苏泰州土法上马防治头癣，集体获全国科技进步奖；2001年防治麻风病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06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省部级、国家级奖励7项；先后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归国华侨称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麻风防治先进个人、中国医学基金会首届圣洁杯“医德医风奖”、全国杰出技术人才、白求恩奖章获得者等30余项殊荣。

■李桓英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

疯狂肆虐数千年的麻风病魔被短程联合化疗彻底驯服，使之成为可控、可治的普通疾病。对人类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其中李桓英的实验数据功不可没。这些数据直接推动了短程联合化疗在世界范围的推广，大大提前了实施进程。

“处处为病人着想”绝不是空话，从医几十年，李桓英舍身试新药，舍身试麻风抗原，是大爱无疆的最好演绎。

漂泊磨难 历练赤子情怀

1921年8月17日，李桓英出生于北京一官宦之家。其家族在当时的京城颇具声望。祖父李庆芳在民国时期就上了中华名人录。抗战时期，面对日寇诱降，李庆芳大义凌然，献身国难，是著名的志士仁人。其传统家教和浩然正气对李桓英影响至深。

1926年9月，5岁的李桓英开始了求学生涯。她在此后的12年间换了9所学校，主要是因为李桓英父亲的缘故。父亲李法瑞是政府公派的电机专业的留学生。当时国家急需这方面的人才，他学成后奉召回国，分配到杭州电机厂工作。一家人也随之南下。后来李法瑞的职务不断变动，工作地点不断变迁，李桓英也就随着父母在柏林、北京、上海、杭州、南京、香港等地生活。

1939年7月，全国大学统一招生，18岁的李桓英在祖父的建议和母亲的坚持下在香港应考同济大学医学院，被顺利录取。

1939年10月，同济大学三三级学生，相聚在位于昆明八省会馆。过着严格的军训生活，吃的是“八宝饭”，下饭的菜是牛皮菜、蒿荀叶子，没有肉。这就是抗战时期李桓英大学生活的开始。

李桓英到昆明没几个月就赶上日寇对昆明的轰炸。1940年夏天，同济大学有一女同学在轰炸中不幸亡故。为了学生的安全，学校不得不搬迁到李庄。四川名镇李庄的日子更是艰苦，七八个人挤一间宿舍，印象最深刻的是没有电灯，同学们只能点油灯看书。傍晚伴着夕阳在江边散步，是他们最美好的回忆。

李桓英就是在西南云贵川高山峻岭之间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并完成大学学业的。在大学期间，她接触到真实的社会，看到祖国被外敌欺辱、蹂躏，拳拳报国之心已然蕴藏于心底。

海外游历 奠定事业根基

1946年5月，李桓英到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上学。根据她个人意愿被细菌系接受做特别研究生。

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学科门类齐全。有些课并不是必修课，没有学分，但李桓英还是尽量去听，目的是为了博采众长，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就美国的学习制度而言，学分够了就能毕业了。李桓英不是为了拿文凭，而是为了充实自己。就是这份好学的劲头，李桓英颇受恩师的喜爱。

导师特内教授看中李桓英勤奋好学的精神和工作认真的态度，入学仅4个月，就将她聘为自己的助手，任助理研究员。学校每月发给100美元，第二年增发为200美元，比公费生还高。也就是说，李桓英在校学习期间就已经正式工作了。而这也是李桓英实验生涯的起点。

特内是著名的性病专家。在他指导下，李桓英利用梅毒螺旋体感染的实验兔研究四种青霉素疗效。这是她做的第一个实验。用梅毒螺旋体感染的实验兔研究四种青霉素疗效。那时候有四种不同的青霉素，在梅毒螺旋体接种给兔子以后，检测比较用不同的青霉素后，什么时候灭活螺旋体。李桓英每天不分昼夜按时来看结果，比较四种不同的青霉素（G、F、K & X）的制动作用。特内对李桓英的工作很满意。该实验通过对梅毒病菌经不同种类的青霉素治疗后，证明青霉素G有迅速杀菌作用。对梅毒的有效治疗和控制传播有重大实际意义。

1947年7月至1950年6月，李桓英在导师指导下，开展调查研究巴尔的摩市挪威鼠中的钩端螺旋体的流行、从鼠肾培养出的钩端螺旋体中提取抗原，用于进行实验诊断的研究。她做了环状沉淀实验，对美国巴尔的摩的挪威鼠进行了钩端螺旋体和副伤寒菌的带菌率调查，表明挪威鼠尚有少量病菌，但是带菌并不影响鼠的稠密度。

有的时候，特内会对李桓英进行突然考试。有一个考题李桓英至今记忆犹新——在一个100×10的视野底下，让她计算螺旋体的密度是有多少，没有任何参照。李桓英当晚想起在中学里念的那个圆周率，用计算尺一下子就推了出来。第二天把结果告诉特内。导师非常满意。

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四年，李桓英是在Welch图书馆和实验室中度过的。在这里，她打下了扎实的实验功底。认真的态度，规范的程序，科学的步骤，严格的条件，最后得出精确的数据。在后来的实验生涯中，李桓英一直坚守着科学的试验规程，同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为了表示对李桓英工作的肯定，1950年7月，特内将李桓英推荐给刚成立不久的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WHO）。29岁的她便成为WHO官员和性病专家。1951年至1953年，她把在约翰霍普金斯卫生研究院学到的公共卫生知识和在梅毒螺旋体感染兔重大长效青霉素G治疗的结果应用到当时雅司病治疗上，取得了成功。

1951年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日诺，李桓英从病人皮损处取材，检查雅司螺旋体；1952年将雅司螺旋体给猴子接种试验成功。此外，特内从美国寄来的仓鼠，也接种成功，后被寄回美国。

1952年11月，WHO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了血清学会议，李桓英参加会议并做学术报告：Standardization of Reagents and Uniformity of Reporting of Results: Function of Reference Laboratories. Journal for Scientific Research（实验试剂标准化和实验报告统一化是国家实验室的职责，发表在印尼《科学研究杂志》）。

此外，在印度尼西亚专家的认可下，李桓英还为美国密西根普强（Upjohn）药厂的药物研究者做了在日诺群众中进行了结核菌素和组织胞浆菌素的敏感性调查研究。

在雅司防治现场，李桓英与印尼专家共同策划了以不同剂量的长效油剂青霉素G，在不同范围（乡镇）和不同人群（患者/血清阳性者），用血清方法结合临床疗效进行比较。她根据临床血清学和不同流行地区的全民、接触者和患者的不同血清学反应进行总结，建议在不同流行程度的地区，区分是否是以全民、接触者还是血清阳性者，区别对待，进行不同剂量的长效青霉素治疗，（PAM）而不是仅在患者中进行PAM治疗，效果显著，对WHO在世界范围内控制消灭雅司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报效国家 实验屡结硕果

在WHO工作了7年，李桓英的年收入已经从开始的6000美元增至9000美元。但像所有热爱祖国的科学家一样，她毅然决然地选择报效祖国。

1958年冬，李桓英回到阔别20多年的北京。根据其专业特长，外专局分配她到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而李桓英回国后接受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一项比较艰巨的实验，一项需要向1960年“五一”献礼的实验。

中央皮研所的实验室是一个专业的实验室。为配合国家彻底消灭性病的规划，上级要求李桓英做“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TPI）。在当时，这是一项极为尖端的实验，因为螺旋体那个时候还不能在体外培养。李桓英在国外也没有做过。但是她凭着一股不服输的性格，硬是把这项任务做成功了。

实验室的简陋程度让人难以置信，居然没有紫外线消毒设备。李桓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用石碳酸的喷雾水来消毒。他们还自制了二氧化碳孵箱，自己饲养试验兔。

梅毒螺旋体之所以不能在体外存活，是因为空气中充满氧气，而梅毒螺旋体只能在5%二氧化碳环境下才能存活。因此必须给它一个适当的培养基。李桓英带领研究人员接种兔睾丸，筹备培养基，创建二氧化碳培养条件，加上了梅毒患者康氏阳性血清，第二天它就不扭动了，然后用患者血清同阴性正常人血清作对照，效果显著。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这个试验成功了。

为了证实试验，数月之间采到梅毒患者血样104例，再找100个正常人的血清做对照。结果，制动试验阳性率96%，柯氏85%，康氏76%，说明制动试验的特异性强，即使晚期梅毒，经过治疗，仍然可以显现阳性，证明试验成功。完成了1960年五一献礼。

此后，李桓英又相继完成了多项试验。成功提取麻风抗原，不仅完成了TPI，还从麻风菌中提取出特异性酚醣酯，并在自己身上做验证。至今在她的双臂上还留着光田氏反应阳性结果的疤痕。

1965年4月，李桓英被皮研所派至北京雕漆工厂和河北省赞皇县现场，对採漆工人和雕漆厂进行接触性皮炎调查，并应用大漆中的有效成分和二硝基氯苯，分别在豚鼠中做了过敏性皮炎的动物模型（1965~1966）。她当时的目标是从豚鼠——大漆接触性皮炎—皮试入手，研究皮肤过敏机制；以寻求防止过敏性皮炎的防护/免疫方法。之后，李桓英又到辽宁省丹东市调查冬季运煤工人发生过敏性皮肤病的情况。通过调查，查明为煤渣粉尘结合劳动后热水沐浴是物理性刺激性皮炎，与大漆皮炎有本质的不同。

为了皮肤病的免疫病理研究，也是为了解决梅毒特异性试验方法，即筹划用荧光抗体替代TPI，1963~1964年间，李桓英用荧光染料，使用双层抗体染色法成功进行了荧光抗体染色。此方法现已广泛以酶标替代，荧光染料广泛用于抗原-抗体标记。

“文革”期间，李桓英被下放到江苏。下放期间，她在苏北地区（苏陈公社）的巡回医疗中，从一支灰黄霉菌株受到启发，利用农副产品成功用土法研制成功灰黄霉素，为苏陈公社160余名头癣患儿摘掉了“头盔”，解除了痛苦。此项研究成果在1972年参加了北京“全国科学技术成就展览”。

“文革”后期，北京的老领导们借故将李桓英借调回北京，他们都很需要她的实验技术。于是李桓英又回到自己熟悉的实验室。虽然这时的李桓英在北京一无单位，二无身份，三无住处，但她却从无怨言，同时担负着科研重任。先是到北医皮肤科开展荧光抗体实验，后又到阜外医院皮肤科开展红斑狼疮（SLE）荧光抗核抗体诊断试验。她还和病理科合作，从小鼠冰冻肝切片为抗原，检测SLE效果极佳，与此同时，她又去协和学习，并做了免疫学的新理论介绍。

这期间，李桓英完成了多项科研任务。1976年，她撰写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和抗核抗体》在《国外医学参考资料皮肤病学分册》发表；1977年7月，《免疫的生理病理和皮肤病》在中华医学会学术组、北京市卫生局医学情报室发表；《系统性红斑狼疮和自身免疫》发表在国外医学参考资料皮肤病学分册；《抗核抗体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中西医结合治疗中的意义》发表在医学研究通讯……

李桓英在我国建立了抗核抗体试验，为类风湿性疾患建立了一个较可靠的化验方法，并推动了其他自身抗体的探讨。

凤凰涅槃 数据垒出辉煌

1978年底，李桓英调入热研所。当时正值WHO开展热带病防治规划，在世界范围内用现代方法防治六大热带病，其中五种是寄生虫，唯一的细菌性疾病就是麻风病。调到热研所后，钟慧澜所长让李桓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由WHO资助出国考察麻风9个月，到6国9个麻风中心访问。当时，人类的科技进步已经找到了制服麻风恶魔的方法，即WHO倡导的实施多种药物的联合化疗。但这个方法在当时还有争议，还没有实验数据证明此方法的可靠性，也不知道最适当的剂量，不知究竟要治疗多久，更不知何时复发、何时停药，因此还不能做大面积的推广。

李桓英以她特有的职业敏感立刻意识到麻风菌尚不能培养，无疫苗，只能靠联合有效药物进行治疗。于是向WHO申请了100人份的特效药物，以克服原有疗法造成的耐药和复发问题。在李桓英的影响和努力下，世界卫生组织同意在中国率先开展短程联合化疗。

李桓英根据云南省卫生厅的意见，与省皮防所麻防医生一起，首先选择麻风重灾区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做试点。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李桓英决定把实验室“搬到”麻风村。其间，工作和生活的艰苦，实验过程的复杂、曲折，难以言表。虽遇两次翻车、多次落水、伤筋动骨等，但她都从容面对，从不叫苦。

云南勐腊县是第一个试点。为了试验的规范性，进行必要细菌监测、疗效观察和病理判定，以及疗后十年的复查追踪，她要求实验人员进行客观监测和记录。为了使联合化疗的疗前选病例和疗后定期观察各项标准的客观性，李桓英又选择山东省潍坊地区作为短程MDT的另一个试点。进行客观对照，以求两地的结果的对比。因为有了云南的经验，在山东，李桓英特别重视“标准化”问题,实验设计得很周密。

经过27个月的治疗，云南服药的47名病人临床症状全部消失，山东服药的33名病人在24个月后也获得了同样效果，完全达到了WHO关于用短程联合化疗治愈麻风病的预期效果。

实验证明，联合化疗方案确有疗程短、副作用小、复发率低的作用，有效率达100%。据此，李桓英因势利导，抓住时机向WHO申请资金，其中包括请国际专家技术支持、药物治疗、设备购置、交通工具等的资金，把MDT试点扩大到云、贵、川的7个地州、59个县，对近万名患者进行了10年现场追踪，达到国际消灭标准。

1986年11月，卫生部在成都召开“全国麻风联合化疗座谈会”，宣布全国普遍推行麻风联合化疗方案。

1990年的第一个泼水节，是勐腊县南醒村村民梦想成真的一天。这一天,县政府郑重宣布：戴在四个村头上长达30多年的麻风寨帽子正式摘掉了。从此，西双版纳地图上除去了“麻风寨”三个字。

李桓英实施的“短程联合化疗”经过10年监测，复发率仅为0.03％，远远低于WHO规定的1％的标准。WHO多次派专员考察，一致看好，WHO官员诺丁博士对李桓英说：“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她用十年的坚守和详实的实验数据，说服了所有持怀疑态度的人。

1994年，WHO开始向全世界推广短程联合化疗方案。

在李桓英1978年刚调入热研所时，麻风病还具有很大危害，不但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还给社会带来莫大的恐惧。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即连许多从医的人也对麻风病绕道而行。短短几年，疯狂肆虐数千年的麻风病魔被短程联合化疗彻底驯服，使之成为可控、可治的普通疾病。对人类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其中李桓英的实验数据功不可没。这些数据直接推动了短程联合化疗在世界范围的推广，大大提前了实施进程。

2001年，李桓英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获得巨大成就的李桓英却没有自满，也从没有停止过探索的脚步。今年93岁的她现在仍踏踏实实地工作在热研所实验室，朝九晚五，风雨无阻，为了社会不再出现因麻致残的下一代，仍奋斗在一线。

纵观李桓英的工作历程，就是在实验室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的一生，是与地方性传染病不屈不挠奋斗的一生，是爱国、敬业、奉献的一生。而她的实验与实际生活联系得更为紧密，更有实效。从1946年进入国际知名的公共卫生学院开始，李桓英在实验室已度过67个寒暑岁月，同时也与地方性传染病奋斗了67年。如今的她并不打算终止这个记录，而是要用生命的余热继续谱写新的篇章。

▲1929年李桓英与父母在德国

▲1972年3月李桓英与公社赤脚医生治疗头癣病人

延伸阅读

采集心得

■李桓英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

“我的祖籍是山西襄垣县。”望着依然精神矍铄的李桓英，谁会相信她已然93岁。

李桓英确实与众不同！观其一生，其每个生命的节点都与众不同。

还在孩童时代，她从祖父李庆芳捐资兴学，救助孤儿，劝告继祖母善待孤儿“视如己出，才是贤德”，领悟了爱人甚于爱己。所以，她看到非洲妓女遭人蹂躏之凄凉，看到云南麻风病人“病魔缠身”之绝望……不仅引起了她深深的同情，更激发了强烈的责任心。

还是祖父李庆芳，在倭寇横行之际挺身而出，挽救38名八路军战士和群众，致死不示敌的高尚情操，使她懂得了爱国、爱民，懂得了舍己、救人。

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使她切身感受到丧国之痛，从而遵祖父、父母之嘱，走上从医报国之路。

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李桓英在李庄点着油灯发奋读书。同济大学给的不仅仅是一纸文凭，还有“独立思考、不依靠别人”的信念。

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是李桓英一生的足迹。

发掘李桓英的从医生涯，在上世纪50年代，在印尼防治雅司现场，当地的感染率高达50~80%,李桓英并不畏惧，她为的是救助印尼雅司病人；上世纪60年代，李桓英在连紫外线设备都没有的陋室中，自力更生，研制麻风抗原，并在自己胳膊上注射，试验成功。上世纪70年代，为消除患儿的头癣，李桓英土法上马，自力更生，自制灰黄丸，她连续3天自己服用，没有毒副作用，才给患儿服用，使苏北患儿彻底治愈。

李桓英勇于创新，总是在未知领域求索，对危害人类健康几千年的麻风病，她毫无畏惧，一次一次翻山越岭走进麻风村，将毕生精力投入到防治麻风病的事业之中。多少次车祸伤了筋骨，没有挫伤她的工作干劲，她在别人不敢问津的领域独辟蹊径，始终瞄准国际麻风学界科研前沿课题，坚持正确的科研方向，始终把科研与防治第一线相结合，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知识，开展新研究，并且毫无保留地把她的所学奉献给基层麻风防治工作者。这是成功者的过人之处。

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将李桓英学术成长资料采集任务交给了我们——中国麻风防治协会。同为我国麻风防治队伍中的成员，我们对李桓英从事麻风防治工作的付出与成绩比较了解，但对其之前的经历知之甚少。

愿我们的采集研究能够警示医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医疗卫生事业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