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庆

在苏德霍夫看来，任何科学家都不能“计划着”去得诺贝尔奖，“它只关乎科学，得到诺奖是没有捷径的”。

张新伟摄

托马斯·苏德霍夫（Thomas Südhof）先生并没想到自己会拿到诺贝尔奖。

去年10月初，当接到诺贝尔奖组委会打来的电话时，这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正在赶往西班牙的路上，当天下午要去作一个学术报告。他起初以为是同行打来电话给他指路，于是就把车开进一个停车场以便接电话，没想到这是来自瑞典的电话。

“我甚至当时都有点儿迷路了。”苏德霍夫事后回忆道。

这位1955年出生于德国的科学家与来自美国的詹姆斯·罗斯曼（James Rothman）和兰迪·舒克曼（Randy Schekman），凭借在“细胞物质运输”研究上的突出贡献而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值得一提的是，苏德霍夫还是一位“中国的女婿”。她的太太陈路也是一位在生命科学领域颇有建树的科学家，曾摘得过“麦克阿瑟天才奖”。

近日，苏德霍夫到访中国，参加了由《国际人才交流》杂志主办的第二届“国际化人才之路”论坛，并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专访。

在他看来，任何科学家都不能“计划着”去得诺贝尔奖，“它只关乎科学，得到诺奖是没有捷径的”。

为什么爱科学

面对苏德霍夫，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向他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对科学产生兴趣？

实际上，苏德霍夫对科学产生兴趣是从大学时期才开始的，当时他是一位医学专业的学生。苏德霍夫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医学，并且进行了大量的练习和实践。

“我们主要学习的是如何治病救人。”不过他慢慢觉得，自己学习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他发现很多医生虽然知道如何去治疗疾病，但对疾病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却不甚明了。

在苏德霍夫心里，了解病理和挖掘疾病背后的原因才是更重要的，“这也就是我如何对科学产生兴趣的过程”。

小时候，并没人督促他学习，考试也从来都不是他的包袱。在他所处的德国教育环境里，学习的目的被看作是培养创造力，通过教育教会孩子学习的技巧与方法。如果某位家长的目的是为了孩子考状元、上名校，那么这样的家长就会被认为目光短浅。

尽管没有外在压力，不过苏德霍夫似乎天生就喜欢读书，并且兴趣广泛，历史、宗教等各类书籍都在他的涉猎范围内。

“读书可以让他进入完全忘我的状态。”苏德霍夫的妻子陈路介绍说，“他总是保持着对事物的好奇。一旦开始做事，托马斯就很难停下。他总是希望把事情做完、做好。”

负责苏德霍夫此次中国行的工作人员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他身上有着德意志民族那种鲜明的严谨和认真，对时间的控制可以用“精确”来形容，每项安排几点开始几点结束，从不偏差。

诺奖之路

苏德霍夫的诺奖之路并不轻松。他30年前便开始了神经传导研究，其间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和侧重点，想办法解决相关的生化和医学问题，“一点一滴”地将这些问题层层“剥开”，最终找到答案。

神经元，又称神经细胞，是构成人体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它们之间靠突触进行沟通，而这正是人脑能够运行的基础。苏德霍夫的研究就是搞清楚神经元之间的“通讯”是如何进行的。

苏德霍夫虽然没有与另两位共同获诺奖的同行一起工作过，但他们三人共同解决了生物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即“细胞如何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将大量物质进行分拣、包装并在正确的时间送到正确的地点”。他们已成功揭示，问题的关键在于细胞内存在的囊泡运输系统。

苏德霍夫于1986年在美国西南医学中心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并着力于神经元的研究。当时的许多神经科学家致力于研究神经元与学习、记忆之间的关系，而苏德霍夫则另辟蹊径地研究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导。

得益于罗斯曼和舒克曼发现的机制，当时学界已经清楚包含有神经递质的囊泡会通过与神经元外膜融合将神经递质释放到胞外。然而，这些囊泡只有在需要向相邻的神经细胞传递信号时才将神经递质放出。这种精确控制是如何做到的呢？这对任何神经学家来说都是个棘手的问题。

通过研究，苏德霍夫发现，神经元产生的囊泡表面有一种结合蛋白，该蛋白只有在钙离子定向流动时才能与细胞膜表面的另一种蛋白结合，从而促进囊泡与细胞膜融合释放出神经递质。这项研究揭示了囊泡运输的时间精度是如何被调控的。

瑞典皇家科学院评论说，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发现的囊泡运输机制不仅解决了细胞生理学上一个重大的问题，更促进了科学家们对许多疾病的认识和研究。例如，调节血糖水平的胰岛素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释放至血液中，而囊泡运输系统的缺陷会阻碍胰岛素的释放并造成糖尿病。该系统的缺陷还会引起其他神经和免疫系统的疾病。

诺奖无捷径

如今，作为诺奖获得者，苏德霍夫不可避免地需要完成外界给他的命题作文：“一个获得诺奖的科学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在他看来，诺奖之路没有捷径，“必须要凭真本事”，而且认为得奖很大程度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不能计划着去得到诺贝尔奖”。

不过他还是尝试着总结出一些获奖经验。

首先，他强调，想要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垂青，他们必须非常注重研究质量。“科学是关于真理的研究，但科学家也是人，都可能犯错，为了避免犯错，就必须全神贯注地集中在自己的科研质量上。”

其次，他认为选题很重要。据他介绍，在美国有很多科学家他们都非常注重课题的选择。“重要的是要选择本身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的课题，我们应当研究的是能够改进人们对世界认识的科研问题。”

第三，苏德霍夫非常看重创造力。在他眼中，这意味着科学家必须会提问题，这不仅仅是关于他的科研技能，同时还关系到科学家是否有真正的想法。

“创造力这一点可能是我提到的这三点当中最不可能提前规划的，你没办法教某个人拥有创造力，”他补充道，“但是我认为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去营造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文化，营造一种大家都喜欢在一起讨论问题的环境。”

而对一些他人认为很重要的热点问题，苏德霍夫则不以为然，“不能只考虑大家对哪些问题感兴趣，科学家关注的重心应当是相信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而不是盲目地听取别人的意见。”

中国女婿

工作之外，苏德霍夫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去年的诺贝尔奖颁奖礼，他就是携妻子和孩子们一同参加的。

实际上，他的妻子陈路比丈夫更早得知了获奖喜讯。诺贝尔奖组委会先是把电话打到了苏德霍夫家里，但他不在家。电话响了三遍，陈路才决定下楼接听，她当时还以为是哪个搞不清时区的中国亲戚打来的。

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让她惊讶又兴奋，不过这位体贴的妻子还是决定让对方亲自告诉苏德霍夫。陈路说：“这是一生中只有一遇的事，我不可以把这个兴奋剥夺掉。我很想告诉他，真的。但是我想还是让委员会告诉他。”

陈路1989年从无锡市辅仁中学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1998年获南加州大学博士学位，其后曾在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2003年受聘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助理教授，现已晋升为副教授。

苏德霍夫与陈路相识于大约6年前，两人的研究领域和实验室都很接近，于是就这样在实验室里相遇了。

如今，这对夫妻育有两个孩子。他们都认为自由的成长空间十分重要，尽量给孩子们以充分自由的玩耍空间。苏德霍夫喜欢在家里和孩子玩捉迷藏游戏，并且很会躲，常常让孩子找不到。

在妻子眼中，苏德霍夫就是童心未泯的大孩子。如果他对参加活动的话题感到很无聊，会对兴致勃勃的来宾冒出一句：“你高兴吗？”如果听了学术报告感觉不对，他会直接给对方指出来：“我不相信你作的研究。”

苏德霍夫本人也对记者坦承，自己对工作上的问题确实很直接。

不过在个别专业问题的争论之外，他绝非不好接触的科学怪人，而自始至终都非常绅士而又耐心地配合着拍照和提问，专注地回答每个问题。当谈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时，他脸上的微笑则会绽放成爽朗的大笑。

陈路认为获奖不会对两人的生活产生多大影响。“我觉得他以前也不是为了得奖而工作，以后也不会因为有了奖就停止工作。”

苏德霍夫面对采访时的表态也印证了妻子的这一说法：“我现在还很年轻，不想退休。”

急功近利是最大问题

■本报记者 王庆

《中国科学报》：能谈谈对中国的印象吗？

苏德霍夫：中国是一个多样性的国家。虽然在部分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是一个一致的印象。但我对中国有着多重印象，很难用一句话表明对中国的总体印象。

《中国科学报》：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如何看待中国科学界现在面对的问题？

苏德霍夫：我注意到许多中国科学家非常急切地希望将科学研究成果运用到实际中，这种急功近利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很多科技进展都是一种间接的结果而不是直接的结果。

中国的科技史实际上比西方更长，但是中国的科技与西方相比较为落后，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可能更加急切地想把科技成果投入到实际应用当中，而没有试图去理解科学领域的一些基础原理。而西方在科技方面则尽可能地多花时间和精力去理解基础的科学原理。

目前中国科技发展不错，政府的导向、总体发展方向也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的人情关系网需要改变，现在看来改变的速度比较缓慢。同时，科学研究应该有真正的科研成果，不能只看发了多少篇文章。此外，中国应该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和外界积极交换意见而不是相对保守。

《中国科学报》：谈谈你对中国教育的看法？毕竟教育的质量决定了它能给科学界输送怎样的血液。

苏德霍夫：我本人喜欢有强劲学习动力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对知识有好奇心和野心，非常渴望探究问题。要做好科研工作就必须喜欢它。而且学习的动力对智力和素质的培养也很重要。

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是中国的教育体系过于注重考试。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能考上并不代表他真正学好了，也并不代表这个学生能够切实完成实际工作。在美国也有类似问题，往往能够在考试当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真正去做实验的时候就会遇到问题，科学研究并不是答题，而是要真正能够实践。

此外，中国的教育体系过多地受到了历史影响，虽然中国的历史非常有趣，但教育过于强调重复和记忆，没有重视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完成事情的能力，也没有足够地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如果能够更加注重创造力，中国学生会更加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