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和首都十几位高校校长、教授，共聚在清华大学丙所，热议的话题是：北京能否成为世界“学术之都”。

陈吉宁：中国需要一个全球学术中心

在此次研讨会上，谈及中国的学术中心，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开门见山：“我总是感觉到北京缺少一个什么东西，我想，中国需要一个全球学术中心，这个学术中心恐怕只能由北京担负起来。”

陈吉宁进一步阐述道，“学术之都”不是指“大”——北京的学术体量够大了，而是“好”和“强”。我们讲大学要转型，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大学要从“大”、从“综合”走向“强”的过程，质量是第一位的。从科技论文的发表情况来看这一点非常明显，一开始全世界只有几十篇学术文章，冷战期之后突然上升。而中国大量的学术研究，是在全球已经有几千篇、上万篇的时候才出现。最近几年开始出现好的迹象，像清华、中科院发表的论文开始在过去“冷”的地方有了，但是其中大量的是在这个研究课题开始上升的时候我们进入的，说明我们跟踪得比较快，但这意味着在学术创造、思想领先上我们做得不够。做学术应该引领，而不是跟从。我们缺少一种学术自信和学术环境，或者是缺少更好的学术文化。

陈吉宁表示，说到学术文化，其实中国今天最缺少的是学术批判精神。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这个人情社会在学术方面的表现，就是正常的学术批判很少。没有学术批判就没有学术自信，也就没有学术独立，也很难去引领。

“在全球有3个城市特别有意思，这3个城市过去1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都是跟大学、跟学术密切相关的，一个是纽约，一个是伦敦，还有一个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它们是全球创新最热的地方，而且是把创新、创业、创意跟大学和学术结合起来的地方。中国的北京也应该成为这样的城市。”陈吉宁说。

李强：“学术之都”有一个国际话语权的问题

谈到有关“学术之都”的理解和建设，清华大学教授李强认为，“学术之都”有两个含义，一是强调其在中国的学术地位，二是在世界上的意义，关键是要理解北京和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格局中是什么位置和地位。

他表示，上世纪的中国“西学东渐”了，经史子集那套东西本是中国独立的传统学术，后来学术领域基本上被西方占领了。到现在为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概念都是从西方来的，有一段时间中国跟世界脱节了，后来我们又开始重新融入世界，所以“学术之都”的核心，是怎样处理好中西学术的关系。

现在学术的领先领域大都在西方，大家总说学术的高峰，比如社会学的拔尖刊物，通常被认为是美国那两个《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美国社会学杂志》，但这让我们更加感到困惑：探讨当今中国改革变迁中重大问题的高水平研究，难道要在美国杂志上发表才算是最拔尖的吗？

李强指出，看来，“学术之都”有一个国际话语权的问题。中国现在经济上去了，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但还没有太强的话语权。现在中国共产党提“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等，中国学者应该建立本土的学术自信。老一代的社会学家在本土化上作出过特别突出的贡献，像费孝通、潘光旦、李景汉先生等，都是1930年代在国际上一流的学术大家，在国际学术界都得到承认。但是，今天我们的学术本土化做得怎么样，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李强还强调说，陈吉宁校长提到学术批判，学术批判与自由的学术环境有关，大家知道这座建筑（清华大学丙所）旁边就是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碑，就在那个小山坡下面，题字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这个东西在一定氛围才会产生，所谓学术管理的机制。我们现在的大学管得太多，真正让人独立创新的氛围远远不够。

郑杭生：“学术之都”应处理好中西和古今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在座谈时指出，建设“学术之都”没有理念不行——

“我在这里想介绍一本书，叫《中国大时局2014》。这本书纠正了我们过去一些不对的观念：其实在乾隆之前，中国在学术上有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那段时期，对国外我们有一个“东学西渐”的很长的过程，其中最突出的事情，就是西方文艺复兴的基本观念是中国传过去的。”

“大家知道，西方有1500年的宗教黑暗统治，这1500年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但是中国孔夫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我们的神是自然神，我们有一块土地就有一个土地庙，有一个城市就一个城隍庙，下雨有雨神，甚至家里有一个灶王爷等，都是自然人，没有真正的神。这个观念传入西方，给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一直到伏尔泰极大启发，原来世界上可以没有这样全知全能的上帝。所以那时候西方言必称中国，那时候的中国是真正的学术之都，使西方在理念上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郑杭生强调，建设“学术之都”第一个要处理好中西关系，第二个要处理好古今关系，第三个是理论和现实的关系。这几个关系的核心，是推出中国自己的东西，中国如此之大，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我们概括不出来只能说我们是“笨蛋”。现在任何研究都是一种比较研究，总是要放到世界一个大的格局当中来看才能看清楚。“我曾经说过‘三个再’：对国外的东西要再评价，对自己的东西要再认识，对现实的东西要再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