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琨

7月底，教育部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要求各高校于今年10月底前，要将招生、基建招投标、财产捐赠、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学术不端等50项信息全部向社会公开。本报特就此以专题的形式，透视高校信息公开的方方面面，以及《清单》可能的效果和意义，呈现给读者。

聚焦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

包括基本信息、招生考试信息、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人事师资信息、教学质量信息、学生管理服务、学风建设信息、学位学科信息、对外交流与合作信息和其他信息10个大类50条具体项目。

教育部发言人：《清单》只是一个底限要求，我们鼓励高校在《清单》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公开的范围、加大公开的力度。今后，教育部还将根据最新政策要求对清单进行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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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高校腐败案件

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经查，2006年至2013年期间，蔡荣生利用职务便利，在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

2003年至2007年，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原监察处副处长谭博文，收受贿赂279万元，帮助71名考生通过“点招”进入多所高校就读。

2004年至2006年，四川内江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金勇收受两中学校长贿赂款206万元，将这两所中学不符合补录条件的349名考生录取。

2013年，长期分管学校资产、基建、后勤保障等工作的南昌航空大学原副校长刘志和因收受贿赂262.6万元被法院判刑15年。

2012年，湖南工业大学原校长张晓琪因基建问题被判处无期徒刑。

高校应该向社会公开哪些信息？

顾晓鸣：除国家机密外，全部都要公开。

高校信息公开需要引入现代的会计审计制度、现代的新闻发布制度等，目前上海很多高校已经在做了。例如，复旦大学前任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在任职期间，将图书馆方面的许多信息都予以公开。葛馆长能做得到的，其他部门也能做到。我本人在担任系主任期间，对于系内的许多事务，例如出国审批等，也全都是公开的。

《清单》属于顶层设计，而那些细微处的事务，我们应该同样重视，予以公开。绝对不能因为有了《清单》的出台，高校就认为这件事（信息公开）已经完成了。打个比方，墙上的洞很容易被观察到，但墙壁上的缝隙却很容易被人们所忽略。《清单》上没有涵盖的细微处，同样需要重视。

高校信息公开，需要通过治理制度的建设，进行零差错管理：在每个环节上都有“清单”，需要高校自身公开透明，让师生和其他部门在过程中就能监管得到。《清单》意味着，对于事务的前期并不过问，只是到最后公布出一个结果，实际上反映出监管方法论的匮乏。

侯定凯：过去十多年里，教育部颁发了一系列文件，要求高校公开各类信息。现在需要反思这些文件的规定哪些执行了，哪些没有，执行的质量如何。这次教育的《清单》对照过去颁布的规章、条例进行了梳理，体现了对制度执行的严肃态度。

在讨论《清单》时，目前主要是从监管、监督的角度出发来提出公开事项。我个人认为，在讨论应该公开哪些信息时，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哪些利益主体需要公开信息”。信息的价值是相对于特点主体而言的，不同利益主体对信息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从信息服务的角度来说，必须提供真正被需要的信息，这样公开信息才是有价值。例如，主管部门需要高校公开教育、教学管理方面的信息为自己的决策提供依据，考虑接收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希望高校提供人才培养质量方面的信息，家长、学生更需要获得关于教育成本、课程信息、教育服务等方面的信息。国际学术同行出于合作的目的，可能更关心教学、科研方面的特色、优势方面的信息。

就目前公布的《清单》而言，我觉得尚需加强教育质量方面信息。虽然规定了高校应该公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但这份报告应该包括哪些针对教育质量的信息？这方面是否应该提供一个文本框架？

熊丙奇：教育部此次发布的《清单》，是对2010年9月施行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进一步落实，该《办法》明确规定高校必须公布办学基本情况、招生、考试与录取规定、财务、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等12大类信息。而这次发布的清单则对公众关注的招生考试信息、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等10大类信息提出50个项目的具体公开要求。

发布《清单》，对改变目前高校信息公开不充分、不及时，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以前的《办法》，虽然明确了公开的内容，但总体而言比较笼统、模糊，这给了高校是否公开、公开哪些信息的裁量权。现在清单明确公开的细目，高校是否按清单公开，就一目了然。对应清单，公众可以了解高校信息公开的程度，教育主管部门也可追查高校不按清单公布信息的责任。

高校此前为什么没有公开信息？阻力在哪里？

顾晓鸣：高校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关系。且高校的权力和资源的分布十分奇特。例如后勤、基建，从级别角度讲不是很高，但却十分重要。

最大的阻力在于高校整体行政过程和用钱过程中，有很多扭曲，同时由于行政和科研的复杂性，所以就更不确定了。而行政规定往往把高校的复杂性简化了，简单而刚性的管理方式遇到了柔性且复杂的科研项目和事务。

但有一点需要澄清，我们不应该使用似是而非的“去行政化”的概念，高校要治理，不可能离开行政系统，而单纯地依靠教授治校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应当把清单落实作为过渡，从而建立现代高校管理制度。

侯定凯：此前，高校的信息公开陆续在改进过程中，不同的高校情况不同。其中，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高校信息的透明度，并不完全与大学的品牌、知名度相关。知名高校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表现并不一定出色。

至于高校信息公开的阻力问题，首先在于信息公开是一个制度性和技术性兼具的问题。信息公开有赖于前期的信息收集制度，信息统计、积累这本身需要一个长过程，而且信息收集的方式是否科学合理也是一个问题。如果缺乏严格、系统的信息收集制度，信息公开也就无从谈起。

另一个阻力来自信息发布的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动关系缺乏。我们注意到，一些主管部门向社会提供的信息是陈旧、笼统、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的。有时，高校公布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是对上级部门提供信息及时性、准确性的连锁反应。基于这些原因，教育主管部门应当首先改革自身的信息发布制度，以便为各高校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

阻力之三在于问责制度的缺乏。要求信息公开，但没有后续的跟进问责，高校存在惰性，比较被动。许多高校还没有意识到信息公开是高校形象塑造的一部分。对他们而言，不公布信息没有坏处，公布却要很多投入，而结果可能会带来很多“麻烦”。因此，高校没有动力推动此事。此外，高校公布的信息在受众面、更新速度、对公众兴趣的关切度等方面的不足，也制约了社会对高校信息公开监督的动力。

熊丙奇：缺乏问责机制。比如，我国教育部曾对高校招生提出“六公开”“十公开”等要求，新近提出的“十公开”要求，就对招生信息公开提出非常明晰的要求，比如对于特殊类型考生，公示的考生资格信息应包括姓名、性别、所在中学（或单位）、享受照顾政策类别、资格条件、所参加的特殊类型招生测试项目等。按理，对于如此明确的信息公开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应该严格执行，可是，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辽宁省体优生加分造假丑闻中，大家发现，该省公布的体优生、高水平运动员信息，根本没有按教育部要求公示，公示的信息中没有考生的性别，没有照顾政策类别（即录取优惠分值），没有资格条件（即测试的成绩）。不得不追问的是，为何对于如此偷工减料的公示，教育主管部门不追究责任？难道“十公开”要求仅是摆设？

这一政策的前景如何？高校会落实吗？

顾晓鸣：高校肯定会落实，但落实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高校没有处理复杂问题的方法论和指导意见。治理和监督需要付出成本，人力、物力、时间都要精算。

《清单》表明，某些规定在教育部之前发布的文件中已经作出了要求，主管部门以前有过这些想法，但是没能收到预期效果。这是行政方面比较懒惰和不发力的表现。高校以及主管部门都应当走到基层，研究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然后指导基层通过制度建设，由纪委、职工代表大会、教育部等相关方监督，细致地进行解决。能做成一件就先做一件，逐步解决，在过程中积累经验。直到除国家机密以外，全部公示、公布、公开。例如，像评优和奖学金的事项，其实是学校最频繁的日常工作，直接牵涉学生利益以及学校的公正和清廉与否，也可进入《清单》。

侯定凯：信息公布本身不难，问题在于我们更要关注公布的信息质量问题，例如信息的完整度、准确性、发布的持续性等。要各高校在短短几个月里公布高质量的系列信息，我个人不是很乐观。从根本上说，信息公开是一项制度建设，也是一种管理文化，状况在短期内很难有明显的改观。

另外，信息公开的标准化问题也值得注意。传统上，高校和主管部门公布信息时，通常存在术语概念的使用不规范、数据指代不明确、数据之间缺乏内在逻辑性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会严重影响所公布信息的质量。而信息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问题，目前似乎还没有提到议程上，因此，短期内《清单》执行的结果可能不会很理想。但这是一个积极的开始。未来，教育主管应该鼓励社会机构监督信息发布的实施情况，比如，设立高校信息透明度的排行榜。

熊丙奇：如果不建立问责机制，《清单》很可能难以得到执行。信息公开《办法》规定，高等学校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不及时更新公开的信息内容、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的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予以通报批评；对高等学校直接负责的主管领导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高等学校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处分。对此，教育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督责任，不能坐视不管。

除此之外，笔者建议引入人大监督、问责，人大具有监督、质询的职能，应该对高校依法办学进行监督，对不依法办学，滥用国家拨款或者滥用办学权进行权钱交易的行为进行督查，并由司法机关对其中的违法犯罪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宏观地看，在高校与社会的沟通方面，教育部此举有何意义？

顾晓鸣：高校本身是社会的一部分。国外的一流大学与社会的互动非常多，受到政府监督，也受到捐赠的校友们的监督。

《清单》应当是使高校回归社会的推力，重新提出了“社会要管大学”这一重要思维。目前对于社会其他单位来说，大学享有很多特权。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教育部的作为，人们重新感到，大学不是关起门来的所谓象牙之塔。政府、国家、人民给大学的权力，未进入大学的公民也有权参与和围观。高校本身有义务公开信息，让高校的资产和无形资源，理论上来讲，都让公众共享。在这方面，高校应努力结合全媒体的进展，寻找和创造好的渠道做好此事。

侯定凯：高校单方面的努力很重要，它们需要更主动地发布信息。但是，高校如何更迅速、有效地传达到需要信息的受众那里，也很重要。在建立有效的渠道方面，目前有很多的技术手段可以利用，以便引导公众主动关注高校信息。这也是促使高校不断改进信息发布工作的一种倒逼机制。

另一个问题是高校信息公开的价值观问题。高校不能因为觉得信息公开的工程量庞大就不去做。近年来，高校越来越多地关注自身的社会形象和品牌影响力，而信息公开本身就是品牌建设的重要方面。高校应当改变过去封闭办学的姿态，积极主动地公开信息，这一态度本身可以帮助其建立良好的公共形象。

熊丙奇：要让高校做到办学公开、透明，行政部门加强监管是一方面。教育部推进信息公开的意义在于，要让大学办学对社会公众负责，但这只是来自行政的力量，而非来自民众真正对高校办学的参与、监督。

在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监管之外，更需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现代制度框架下，校长通过公开选拔产生，必须对师生负责，而不是只对上级行政部门负责；校长必须按规定向大学理事会（董事会）述职，公开所有办学信息，接受师生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另外，学校行政权、学术权、教育权分离，行政不得干预教育、学术事务决策，也就从制度构建上防范了教育、学术管理、评价中的权钱交易。

同时，还应在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改革中，培育第三方机构，对高校进行专业评价。高校公开的信息，不能仅来自学校内部，而应由第三方参与，或采用权威的第三方数据，例如财务信息，就应由独立的审计机构审计后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