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俊宁

《中华科学文明史》，李约瑟原著，科林·罗南改编，江晓原主持，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在中国知识界，李约瑟算是个众所周知的名字。与这个名字相伴出现的则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史》。

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在中国也一直受到特殊重视。

近日，这部著作的“简编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定名为《中华科学文明史》在国内再版，上海人民出版社曾于2001年至2003年间推出过一版五卷简编本，本次再版则将五卷合并，分为上、下两册。

迟到的“正名”

为什么要重新命名为《中华科学文明史》？中文简编本主持、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告诉记者，“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直译应该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个书名既切合其内容，立意也好。但是李约瑟请冀朝鼎题署的中文名却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后来国内就通用这一书名。”

在江晓原看来，《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书名并不能完全反映书中的内容，因为在李约瑟的研究中，虽然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对象，但他确实能保持对中国古代整个文明的观照。“然而这个不确切的中译名已经沿用很久，也就只好约定俗成了。”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卷帙浩繁，从1954年起出版，已出版数十巨册，至今仍远未出齐。

“李约瑟最初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他曾认为只需要写一卷即可，但真正动手才发现这是远远不够的。”江晓原说，“因为自己知道有生之年编写不完，加上其中很多都是专业论述，考虑到公众很难阅读上述巨著，剑桥大学出版社就请科林·罗南将李约瑟的巨著改编成一种简编本，共五卷。李约瑟本人是很认同罗南简编本的。”

早在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即今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前身）成立之初，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便想引进这套简编本，并希望由科学史系来翻译。2000年，江晓原开始组织翻译队伍，逐步翻译，至2003年将第一版全部出齐。

“这是一次有着‘双重麻烦’的翻译过程，”回忆起最初的翻译，江晓原感慨说，“学术翻译本身就比较麻烦，很多人在一起弄的东西就更加麻烦。”为了保证翻译水平，除了本系的师生外，江晓原还邀请了优秀的同行参与翻译。

五卷本《中国科学文明史》，原名“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即李约瑟巨著的简编本之意。“我们当然不应该将错就错，再继续沿用先前不确切的书名。所以《中华科学文明史》这个书名，既符合作者原意，顺便也是一次‘正名’──尽管是已经迟到的‘正名’。”江晓原说。

无可替代的科技史“绝响”

由于是简编本，《中国科学文明史》更加适合公众阅读。书中略去了大量烦琐的考证，阅读起来也比较流畅。

“李约瑟给中国人民、给中国科技史带来的最宝贵的礼物，是他著作中宽广的视野。”江晓原告诉记者，“简编本虽然经过罗南的改编，但是这一特点仍然得到保持。书中论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时，经常能够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广阔的历史背景，而历史上中国与欧洲之间科学与文化的交流及比较，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李约瑟对此倾注了巨大的注意力。”

例如，书中在谈到中国古代的水运仪象之类的天文观测—演示仪器时，李约瑟也介绍了起源于拜占庭的“阿拉伯自鸣水钟”。另外即使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伪科学时，李约瑟也不忘记进行中西方比较，在谈到中国14世纪时的一幅星命图（算命用的）时，李约瑟立即将它与公元初几个世纪西方“系统化的古希腊占星术中的十二宫或十二所”联系起来，认为两者的实质内容是一样的。

“这样的做法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极为有益的。”江晓原认为，“因为我们以前有太多的读物向我们描绘过一幅又一幅夜郎自大的虚幻图景，好像古代只有中国的科学技术独步全球，别人都在蛮荒世界。虽然李约瑟有时不免有点拔高中国古代成就，但他主要也只是在比较抽象的概念上拔高，具体论述时则都是实事求是的。”

“李约瑟的工作和李约瑟的精神都有永远的价值。”江晓原强调说，“李约瑟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不是‘我们先前阔多了’的象征，而是中西方文化沟通、交流的象征。随着李约瑟、罗南的离世，《中华科学文明史》一书也已成绝响。”

平淡期的“长销书”

虽然知道李约瑟的人在中国不在少数，对李约瑟的研究也从未间断，对“李约瑟难题”的讨论也曾一度让国人审美疲劳。但是，近几年李约瑟慢慢淡出公众视野也是不争的事实。

对此，江晓原表示，“这也是正常现象。当今中国科技史的领域和有关中国科技史的话题在学术界并不常被关注。在中国科技史界，近年既没有产生与之相关的争议，也没有出现特别引人瞩目的成果。整体而言处于平静时期，李约瑟也难免要被公众淡忘了。”

纵观这些年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图书，比《中华科学文明史》篇幅或大或小的都已经出现，然而《中华科学文明史》却不能被同类图书所取代。“因为无论是对公众还是学界来说，《中华科学文明史》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论述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忽视的存在。”

在江晓原看来，不同的历史时期，公众会选择不同的图书。“商业化的时代，人们更加追求即时效益，出版社也会考虑公众需求。然而一些出版社仍然承担起文化建设的任务，也会选择出版一些长期有需求的书。像《中华科学文明史》这类书不可能成为畅销书，但却可能是‘长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