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是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优良的科研和创新传统深深吸引，才受邀加入这所美国学校的。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都不遗余力地从世界各地引进优秀科学技术人才。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2年。30多年来，我数次访问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在向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迈进的过程中所做的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令我印象深刻，2012年我决定加入这所大学。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在高等教育及科研创新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并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了一批国际一流人才。

如果中国今后能继续坚持吸引海外专家的政策，并且像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一样，将吸引国外专家的范围扩大到背景各异的各种族人才，并使之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石，中国必将很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要想进一步广纳天下英才，就要为国际专家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具体包括科研启动经费、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只有这样，中国在引进海外智力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才能够得以保持，外国人才对建设创新型中国的贡献才会持续并得到进一步增强。

虽然这些实际的考虑的确重要，但我个人认为，如果中国想吸引的不仅是像我这样的短期访问外国专家，而是成为在中国长期任期的科研人员，那么就必须提供一个宽松的、能够鼓励他们大胆创新的学术环境。因为科学技术真正的创新，必须建立在能够自由挑战人们最深信不疑的观念上。我可以举一个关于我科研生涯的例子：1972年，“超流体氦—3”这个物理系统的第一批实验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正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工作。我对这些现象的第一反应是非常惊讶，这有可能意味着当时已经存在了50年的量子力学学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想法如此出格，如果是在今天的许多大学，像我那样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的年轻教师，恐怕不会有勇气去投身这个完全未知的研究领域。幸运的是，苏塞克斯大学有一个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学术氛围，我又是一个不信邪的人，最终我得以从事研究这个全新的领域。最后，量子力学被证明还是正确的，但我沿着这个思路所取得的发现却让我在200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建设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是中国未来必须坚持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大学就必须致力于发展这样的学术环境，让敢于挑战传统的原创研究不仅被允许而且被推崇看重。

此外，我还认为科学和技术的蓬勃发展不能在真空中实现。任何能够与牛津、剑桥、哈佛、麻省理工和斯坦福竞争的大学，都需要将科学和技术发展融入一个综合的学术环境中，包括世界顶级的文化艺术和社会科学学科。我非常高兴上海交通大学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事实上，我曾多次在我本人的科研生涯中发现，物理学最根本的问题与其他领域，特别是哲学有很多交叉。我在与这些领域中的佼佼者交流中受益匪浅。在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中产生的新想法，很可能会挑战最权威的专业理念。这样可能会让有些人觉得不舒服，但这却是改变世界、建设真正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进一步地说，我相信提供和维护一个推崇新想法、允许挑战学术权威的学术环境，是吸引世界顶尖人才的必要条件。假如我个人考虑来中国长期工作，这样的学术环境将是我作决定的重要因素。

（莱格特 世界著名凝聚态物理学家，1938年出生于英国，1983年起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担任物理系教授，200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012年至今，在上海交通大学担任讲席教授。）（原标题：不信邪才能有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