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湖南教授做职称评委开房收钱消息的那一刻，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教育学院的宋涛教授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几年前，他就听一位在外地高校任教的评委朋友抱怨，每年临评前，家里来客总是络绎不绝，都是全省托各种关系找上门来的，每次都是在家接待到凌晨三四点，严重影响了家人休息。

“存在即合理”，在宋涛教授看来，一边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边是对掌握生杀大权的评委缺乏监督，“如果不把偏离的评价指挥棒拨回来，丑闻的发生难以禁绝”。

学术GDP凸显行政化之弊

参与过多次评委工作之后，宋涛教授越来越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

宋涛感觉，评审看似都由专家来完成，但实际上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按照行政化规则进行。

比如申报者发表了几篇文章，是否符合条件，打分的等级都由行政人员做好，最后发给评委的就是一张满是数目的纸，比如说一位作者发了4篇文章，出了一本书，拿了一个课题，“评委们看到的都是数据”。

打分的标准是由论文发表的数量及论文发表期刊的档次决定的，至于论文在讲什么内容，专家评审时却难以发掘，“有的地方在评审职称时，甚至只要求提供论文封面和目录的复印件”。

拿到数据之后，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评议，再根据打分定出基本排名，最后考察面试时再平衡一下。

在宋涛教授看来，这是一个很滑稽的角色，“第一是数数，第二也变成行政人员的一部分，因为平衡本身就是政治学的概念”。

宋涛认为，签字的都是学者，行政人员没有在任何一个环节签字，但这一切无法遮蔽行政化主导的“指挥棒”，简单化、指标化对待教育，而专业的学术评价则被淡化，“行政权力干扰了学术权力”。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胥青山教授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

在他看来，职称指标的数字化背后就是高校追求“学术GDP”，使“教师”变成给科研打工的“匠人”，越来越脱离教师教学的本质，也脱离了大学育人的本质。

胥青山教授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大学目前还是在由行政部门来管。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工作政绩需要靠数据支撑。显而易见，申请多少项目，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经费是可以用数据来证明的，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了考核便利，逐步成了考核标准。而教书育人是软指标，短期内难见政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论文买卖成为一个内部公开的产业，评审拉关系、走后门，让学界人心涣散，学术道德日渐腐败。

“不是没有发现问题，是谁也不愿承担改革的风险”，这位学者认为，学校一级的改革面临现实困境，一方面面临教育主管部门的考核，一方面又涉及学校的经费，改一下，不用别的，等大学排行榜一出来就坐不住了，“教育行政部门需要站出来，不能让改革总成为下一届的任务”。

职称本是对能力的考核，却变成对名额的竞争

在全国各地的调研中，周光礼教授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年轻老师喜欢到偏远省份高校任教，刚评上教授副教授又想方设法调走。

原来，在一些博士博士后相对稀缺的地方，可以单独给评审指标，相当于有了职称直通车，于是，很多“机灵”的人专门喜欢到这种高校工作，利用很短时间就能评上副教授、教授，再往东部和沿海地方调。

在他看来，这种荒谬的“曲线救国”背后，凸显的恰恰是当下职称评审之弊，“职称本是对能力的考核，却变成对名额的竞争”。

指标有定数，标准却相对灵活，国内高校在职称评审的操作过程中，潜规则由此盛行，备受诟病。

有专家指出，国外经验值得借鉴。以美国为例，职称评审的标准是确定的，指标却相对灵活，由各单位根据需要来确定标准和指标，一般不受名额限制，“谁达到标准谁上，达不到标准谁也别想通过潜规则上”。

江汉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邓志祥认为，对高校教师而言不公平的一点是，教师的水平水涨船高，一般都远远高于要求，但由于指标不够，不能享受相应的声誉或待遇。

他就此开出药方，建议高校对教师采取“评聘分离制度”。

邓志祥介绍，当前高校对教师采取的都是评聘结合的制度，即学校的教师评上了副教授，学校就会以副教授的职称来聘任他；评不上副教授，就依然是以讲师的身份聘任。

在他看来，中小学已经推行的“评聘分离制度”值得借鉴，当一个教师达到副教授的资格时，就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来评选，给予他相应的评审资格，让他享受副教授的名望、学术资源。但另一方面，学校聘不聘任他由学校自己决定，“这样，在副教授的评选上，就减少了人为的障碍。也可以大大促进高校教师的流动”。

邓志祥同时呼吁，打破职称的终身制，让职称“能下能上”，从根源上消除职称买卖的市场需求，使学术评价回归良性生态。

邓志祥说，在现有的评价机制下，如果一个教师评上副教授，岗位、职称就不可能往下降了。这也造成了很多单位一个怪现状，讲师拼命干活儿，一旦评上副教授之后什么都不做了，照样可以在副教授这个岗位上待一辈子，一劳永逸，“严重制约了学术资源利用和青年人才的发展”。

几年前的一则消息依旧存在于青年讲师张智杰的记忆深处。

2010年7月，杭州师范大学出台“人文学科振兴计划”，宣告“十年不发论文、不承担课题也可以当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时任校长叶高翔说：“有可能短时期杭州师大的排名靠后、指标低，但从长期看会见成效，会出《红楼梦》这种作品，比出多少论文，更有价值。”

张智杰期待，什么时候自己的学校也能做出改变，“毕竟评职称不应成为每天做梦都会想的事情”。

（应受访者要求，宋涛、张智杰为化名）（原标题：《职称指标数字化背后是高校的“学术GDP”追逐，偏离的指挥棒亟待矫正——让青年讲师不再做科研“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