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们戴着面罩出现在肺部健康大会上。图片来源：Marcus Rose/The Union

日前于南非开普敦举行的第46届肺部健康联盟世界大会很有特色：在一次会议期间，上百名代表戴着面罩，以展现他们在对抗结核病患者必须忍受的诸多污名方面团结一致的决心。公民社会团体在会议厅也有着一席之地。它们举办公共研讨会、展出壁画，并且举行了一场室内足球赛以“踢走”结核病。约1000名结核病患者、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在城市街头游行，要求降低结核病新药的价格。在科学会议期间，患有这种疾病以及已经痊愈的人们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并且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参会的知名人士包括南非卫生部部长以及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会负责人。

肺部健康大会已演变成一种由国际艾滋病会议开创的聚会形式：宣传和社区建设同科学展示一样，成为会议议程的重要部分。“在过去，会议没有像这样举办过。”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终止结核病伙伴计划”负责人Lucica Ditiu表示，“在南非，此次会议既有领导人参加，又开展了社区运动，并且首次将结核病和艾滋病放在同一个会议上讨论。”

这是一种适度的重叠，因为结核杆菌和艾滋病病毒相互依存——在艾滋病患者中，结核病是居第一位的死因。围绕对每种疾病的反应产生的很多问题也很相似。在每年患上活跃性结核病的900万人中，有三分之一并不知道自己患有这种疾病。同时，患者很难坚持接受治疗，从而推动了抗药性和疾病传播的增加。“终止结核病伙伴计划”发布了一项新的全球计划，呼吁“瞄准关键人群”并到2030年终止该疾病。积极分子则指责制药企业在研发新化合物方面拖了后腿。对有效疫苗的寻找也受到基本免疫学谜题的阻碍。正如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研究人员David Lewinsohn开始介绍其在该领域取得的进展时所调侃的，“我的讲话可能真的很短，因为我并不了解预防结核病感染的免疫学基础。”

总部位于纽约、产生于“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的非营利性机构——“治疗行动小组”在一份最新报告中称，和艾滋病不同，结核病从未召唤到同其对人类健康和福祉造成的巨大代价相匹配的政治意愿、财政投资和科学能量。去年，约100名结核病研发资助者共花费了6.74亿美元。相反，2014年的艾滋病研发仅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便收到30亿美元的资助。

不过，结核病有一大优势：和艾滋病病毒不同，结核杆菌感染能被治愈。“我们没有消灭结核病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全球基金”负责人Mark Dybul表示，“想象一下，如果在艾滋病的世界里，我们有一种能在6个月里产生疗效的药物。你觉得我们能接受新发感染每年降低1.5%，或者治疗以很慢的速度在扩大吗？”

然而，目前还是出现了一些有希望的线索，以对抗多重耐药（MDR）和更加棘手的广泛耐药性（XDR）结核杆菌株。对于耐药菌株，标准疗程需要2年时间，并且包括注射会引发听力丧失和其他严重副作用的痛苦药物。因此，当比利时杨森制药公司在2012年宣布从监管机构获得一种新的强效口服药——贝达喹啉的“条件性批准”时，人们对其寄予了厚望。此次审批基于来自小规模试验的数据，而杨森承诺开展全面研究，以更好地评估疗效、副作用和将治疗时间缩短到9个月的可能性。

目前，该试验尚未启动。正如无国界医生组织在此次会议上提出的，结果是在MDR和XDR结核病存在高负担的27个国家中，这种药物只在其中7个国家被注册。迄今为止，只有不到3000名患者服用了贝达喹啉。而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标准，它本能帮助全球超过15万名患者。

参与研制贝达喹啉的杨森团队成员之一Myriam Theeuwes表示，由于在此项研究即将开展的10个国家中卫生系统过于薄弱，因此启动疗效试验花费了比预期更长的时间。

与此同时，日本制药商大冢也因在完成预计于2017年结束的三期试验时仅向200名患者提供地依麦迪的同情使用而受到指责。第3种新药——利奈唑胺的供应则很充足，并且是由一家非专利药公司生产的。不过，南非在该公司能提供的价格进行协商方面一直存在困难。

（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