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爽
“一杯清茶一堆书,多地忙碌讲论述。”
这就是中科院政策研究所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会武的生活写照。他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奔波,11年时间,走访全国110家高新区,为科技、为发展、为创新、为改革记录并宣传着高新区的点点滴滴……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立足全球而不仅仅只是面向全球的新时代。中国高新区建设经过21年的积累,已经具备与国际竞争的基础。高新区要率先担负起‘一带一路’强大支撑点的使命,以及探索过程中率先改革的使命。”刘会武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研究的基础和历史
“我为什么会对中国高新区研究产生兴趣,在于之前研究创新基金的经历。”刘会武告诉记者,早在2003年、2004年,他就开始研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而创新基金资助的对象科技型中小企业多数在高新区,因此引起他对高新区的研究兴趣。另一点是,中科院政策所研究员陈益升、王胜光是国内比较早研究高新区的一批学者,在前辈们的指引下,他开始走向了高新区研究的道路。
然而,高新区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是源于市场。最初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一批科学家走向市场服务的机构和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带动起来的。中科院物理所陈春先早在1982年以科技咨询部的名义挣了3万元分给咨询部的员工,但是,这笔钱到底该不该分,怎么分,在物理所、在科技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甚至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刘会武告诉记者。
那中关村来源于哪里?来源于硅谷。硅谷来源于哪里?来源于斯坦福大学的校长特曼。他说,大学应成为研究与开发的中心,而不是纯搞学术的象牙塔。惠普的创业者便是特曼的学生。
“1984年前后中科院对技术成果的转化高度重视。当时中科院与深圳就已经开始探索科技工业园区,虽然此次试点没有成功,也并没有很大的反响,但对之后发展的借鉴却功不可没。”刘会武告诉记者,“中科院对高新区的研究是有基础和历史的,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研究高新区的原因。”
高新区的建设不容忽视
随着中国的科技不断发展,高新区的建设不容忽视。
“从2010年开始全国新批的高新区有90家左右,大部分在地市建设。为什么会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首先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关。”刘会武坦言。
2008年之后我国出口压力颇大,而此时的高新区出口却仍保持着15%的增长率。对比过往,高新区优点便凸显得尤为明显。
“如果说中关村是国家高新区的标杆和试点,那么以陈春先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市场敏锐性的科学家,以及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催生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乃是中关村科技园形成的种子。”刘会武说。
1980~1984年,由于“中国硅谷”和“先进技术服务部”事件在中科院引发了争论,中央政治局领导作了明确批复,肯定“陈春先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此举大大推进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涌现出如四通、信通、科海、京海、中科院联想、清华紫光、北大方正等一大批企业,并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成立奠定基础。
据介绍,截至2014年底,国家高新区工业产值、增加值全国占比约为18%和11%;全国4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上市企业,在国家高新区;全国百强电子商务企业,96家在国家高新区;国家高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占全国比例70%以上;国家孵化器、国家技术中心/工程中心等,50%以上在高新区;国家高新区有4所大学,22个国家级创新载体;国家高新区研发投入占全国33%以上。
“2014年的数据显示服务业数量是制造业两倍,利润几乎平分秋色,出口服务业更是大幅度地增加。高新区人均经济效益为148.5万元,是美国的整体水平。如果用这个指标衡量高新区,我们是发达国家的水平。高新区的自信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刘会武告诉记者。
改革压力变红利
“十八大以后,中央经常提改革红利,但在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包括高新区管委会并没有特别感觉到改革的红利,而感觉到的是压力。如何把这种改革的压力转化成为改革的红利才是核心要义。”刘会武表示。
国家高新区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产物,目前正在引领中国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未来“一带一路”战略赋予国家高新区的是新的改革要求、新的发展使命。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基本上是“2+N”的改革框架,所有改革都是围绕“开放、市场经济”两个着眼点展开的。上世纪70年代农村承包责任制、90年代国企改革、90年代后期科教改革以及2000年的房地产改革,都属“N”的范畴,就是这种“2+N”的改革框架,创造了中国GDP三十年增长的奇迹。但是,今天变了,因为中国主导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开始引导中国经济真正走向世界,开始改变全球的格局了。
“如今高新区如何适应改革?应当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政策优化、市场创新、产业联盟等全方面创新作为辅助。”刘会武告诉记者,高新区是改革最好的试验田。中关村作为第一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出台了“1+6”政策和后续的4条政策,部分已经全国推广。现在,国务院已经批准武汉、上海、深圳、天津等十多个自主创新示范区,它们也需要从各自的问题、各自的实践探索试点相关政策。毕竟中关村试点的政策有一定的局限性,各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所在城市、省需要给予更大的支持和更大胆的探索。
“当前,科技创新需要大众创业深度融合,提升大众创业的素质和质量,需要市场发展深度融合,大力扶持具有市场创新功能的新型科研机构,需要与‘一带一路’深度融合,探索全球化的创新文化、创新制度融合发展等。”刘会武建议。
“高新区的自信意味着中国创新的自信,因为高新区很特殊。高新区的自信需要高新区的人一代一代努力。我们要不断传承下来这种敢为人先、勇于改革、不断思考的精神。我相信,高新区的未来会越来越好。”刘会武说。
《中国科学报》 (2015-12-21 第6版 院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