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辉

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彭晓辉有5个实名微博，它们的“个人介绍”里都公然标注着：递套教授、性教授、性工作者。

这些称呼都是别人“送”给他的，因为他是国内独一无二的“人类性学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因为他公开邀请日本前女优(专门从事色情录像行业的女性演员)进课堂，和大学生交流如何预防艾滋病;因为他第一个在微博上进行性学传播和教育，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言“中国99%的人都是性盲”……

他行事言论语惊四座，是媒体争相采访的“香馍馍”，但也被很多人讽刺为“递套教授”、“性工作者”。这些“骂名”，彭晓辉都欣然接受。他说：“一想到彭某人是‘递套教授’，就知道发生性行为要用套;我研究性学理论，怎么不是‘性教授’？叫我‘性工作者’，说明我能为相关人士提供帮助，是对我专业知识的肯定。这些说法都挺贴切的。”

在争议、报道、再争议的循环中，彭晓辉逐步拓宽、完善和巩固自己的性学教育阵地。“我从事性学研修、教育20年有余，已经沉淀、积累了一定的学问，如今是我释放、为性学而战的时候了。”

在性观念上给人“洗脑”

1月20日，大寒。灰霾夹杂着小雨，笼罩武汉。因临近寒假，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园里行人稀少，即使有学生经过，也是步履匆忙。

记者随机拦下4名学生，询问其是否上过彭晓辉的《性科学概论》课，他们都兴高采烈地驻足热论，回答相当统一：“你肯定不是华师的学生。我们这儿都知道：不上《性科学概论》课，等于没在华师念过书。”

2013年1月中旬，华中师范大学新学期选课报名结束。《性科学概论》限选90人，实际报名672人。

“1992年，我还是生物系讲师，开了一门专业选修课《性生物学》，是《性科学概论》的前身。开课前，我私下给学生干部打招呼，让他们动员学生来选修。最后，看在我的面子上选的、胆大好奇来听课的，一共有四五十人。那时真是长吁一口气，至少这门课能开下去了。”谈及当年开课的难度，彭晓辉微垂着头，两手插在口袋里。

到了第二学期，选修人数涨到八九十。第三学期后，《性生物学》年年报满。1995年，课程改名为《性科学概论》，随后从每学期一个班、每班100人增加到两个班，进而稳定在4个班。前前后后有近2万人选修了这门课。

男女生殖器官系统的结构及功能;性幻想、自慰和性传播疾病概述;性是文学艺术的恒久主题，看A片(情色电影)是一种“涉性欣赏”;面对性侵犯，女性主动递上安全套是自我保护……这些都是彭晓辉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讨论的话题。

“彭老师的课上，什么都能讨论，从来不缺笑声。一堂课下来，就像被‘洗脑’了一样，完全颠覆了以往我们对性的认知。现在我知道，自慰是身体的一种需求和释放，性观念的选择是个人自由，婚前性行为不应该被贴上道德标签，你可以不喜欢，但无权干涉。”今年大三、多次“蹭课”的小周告诉记者。

香港电影《3D肉蒲团》上映没两天，一名娇小的女生就在课堂上发问：“彭老师，你会去看吗？”教室里爆起一片笑声。彭晓辉呵呵一笑，露出标志性的一口白牙：“从学术角度，看看无妨。”又是一阵哄笑。

“老师，我想问下自慰和早泄有没有必然联系？”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不疾不徐地开口，四下一阵窃笑。彭晓辉先是讲解了自慰常识，突然话锋一转：“难道早泄就一定是男方原因吗？”教室爆出哄堂大笑。他从生理到心理角度，全面分析了一番早泄原因后，教室里再次响起一片掌声。

教课多年，他逐渐成为兼职“性知识辅导员”和“性心理咨询师”。不少男生会在深更半夜打来电话，声音急促：“彭老师，出事了……”次数多了，彭晓辉明白，这是学生情侣发生了没有避孕的性行为。他问清情况后，往往会建议一些可行的紧急避孕措施，不厌其烦地普及避孕知识，但绝口不提“责任、道德、婚前性行为”等压在学生头上的“道德十字架”。

因为平和、可信，彭晓辉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老师爸爸”。对此，他颇感欣慰，却也有些无奈。“像痛经、自慰、避孕这些本该基础教育阶段就完成的性教育，每学期我都要先花几个课时给学生‘补课’。目前，中国性教育的推进仍举步维艰，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抹黑我可以，但不能抹黑性学”

大多数媒体开始关注彭晓辉，是在2011年。3月，他的研究生彭露露求职屡屡碰壁，“性学女硕士就业无门”成为媒体热炒的新闻。5月，一篇关于彭晓辉的、断章取义的报道更是引发舆论海啸。他在南京师范大学一次讲座中说，如果一个女性，经过反抗或使用其他手段都无法抗拒性侵犯，那么最后一道屏障就是递上避孕套，以最大限度保护自己。但到了媒体报道中，他的话被曲解成“面对强奸，最好的方式是递上安全套”。

这件事让彭晓辉背上了“强奸犯帮凶”的骂名，“递套教授”、“叫兽”等脏话、污蔑比比皆是。他近90岁的老母亲特地打来电话，嘱咐他要小心，“别像方舟子似的被人打了。”

朋友们劝他忍耐，新闻会慢慢掩盖旧闻，但他断然拒绝：“抹黑我可以，但不能抹黑性学。”为了自我辩护，他注册了实名微博，请讲座的主办方将现场录像发给他，制成视频、图片，发到网上以正视听。他还将自己课上关于安全性行为、安全套正确使用等内容做成视频，发到微博、博客中。学生们也自发组成声援团，为其转发、翻译国外相关媒体报道。

彭晓辉的强势、迅速反应和持之不懈的学术传播，在短时间内力挽狂澜。网上的人身攻击少了，反对性攻击少了，表示支持、理解的声音多了。

2012年2月，彭晓辉再度成为舆论焦点：他计划邀请日本前女优、现任防艾滋病大使红音萤到华中师范大学和学生交流。虽然最后出于安全考虑，他取消了讲课计划，只与红音萤进行了小范围的学术交流，但这又给他添了个“性工作者”的称号，他仍旧坦坦荡荡地接受了：“如果大家能通过这个称号，强化自我保护的意识，了解和认可我所做的学术，何乐而不为？”

“为何自己做的事，总会引起矛盾和争议？”彭晓辉思考后认为，根源就在于社会上的“性愚昧”，这是他的死敌。“我曾说过，没有接受系统、规范、科学的性教育就是性盲。基于此，99%的中国人都是性盲。要减少性盲，暴力不管用，只有耐心说理。”因此，他在微博上推出“微性学”话题，与网友进行讨论。他谨慎地挑选字眼，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性生理科普，解答网友较有代表性的疑惑，讨论新闻事件背后的性知识。偶尔，仍有人在评论中对他诬蔑和恶意谩骂，第一次，他往往会回复：“拂去尘埃见本性”;如果对方不断骚扰，他就干脆禁止其关注和评论。

未来20年，用性学知识帮助他人

为什么要搞性学？这是彭晓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断被问及的话题。他将之归结于自己“差点被开除学籍”的性启蒙。

初二那年，彭晓辉随母亲下放到湖北农村。作为劳动委员，他在安排任务时，对一位女同学说：“你去搞××事。”女同学扭头就跑，边跑边抹眼泪，骂他耍流氓。第二天，年轻的女班主任找他谈话，不敢直言，在黑板上默默写下一个“搞”字——这在当地语言中，是一个粗鄙的与性有关的表述。

彭晓辉想不明白，如此简单的一个字，怎么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此事越闹越大，学校非要他在全校作检查，否则开除学籍。最后，彭晓辉搬出毛主席说的“搞学习”、“搞劳动”为自己辩护，才躲过一劫。

这次性启蒙让他对性现象和相关问题格外困惑、敏感。后来，他考上医学院，到大学里做老师，心里始终留着一个大大的问号。1987年，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霭理士所写的《性心理学》在国内再版，彭晓辉一连读了3遍。从此，他进入了性学的世界。

决定从医学转向性学研究时，他遭到亲友当面质疑：“做点别的不好吗？为什么选这个专业？”他回答：“人各有志。做别人没做过的，总比炒别人的剩饭好。”

性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在国内尚未被承认，不具备硕博授予资格。现在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提醒他：拿不到博士学位，以后竞争可能会吃亏。果然，之后他一路艰辛：申请到的最大一笔课题经费是20.6万元，在学校动辄上百万的课题经费排名中，毫不起眼;他的“性学专业”评聘身份，始终名不正言不顺，多年来，他拿到的聘书只字不提“人类性学”，由于挂靠在生命科学学院下，他还一度兼授人体组织解剖等课程。

2003年后，他和著名性学家阮芳斌教授一起，为在内地高校开设性学专业四处奔走。在一个经济发达城市，一位高校副校长对此颇感兴趣，请彭晓辉写一份详实的论证报告。报告开篇，彭晓辉写：“总得有人先吃螃蟹吧？”不久，副校长的回信到了，言辞颇显无奈：“大多数领导认为，这个螃蟹，我们不吃，让别人先去吃吧。”

执拗如他，在身份归属上虽有挣扎，但天性的乐观和对性学前景的看好，让他一直不曾放弃。“学者要保护自己，延续学术生命，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在别人看来，我是正规教育体系中的异类。往好处想，这样少了很多无谓的竞争、内耗，反而让我以最大的精力投入到性学研究中。”

坚持就有回报。2000年，彭晓辉终于成为“人类性学”硕士生导师，截至2012年年末，共招收了9名硕士研究生，现有5人在读。报考者寥寥，完全在他的心理预期之内。“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性的敏感与禁忌。而且，我招生有个硬指标，调剂过来的一概不收!学这个专业必须是自愿、充满兴趣的。”

还有4年半，彭晓辉就要退休了。早几年，他多次主动找有关领导，提议成立“性科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后来又商量给自己安排个接班人，最后都不了了之。当记者问及有没有想过和学院续聘时，他静默片刻，回答：“反正目前我还没有听到学校有这个意思。”

他只能孤军奋战，计划要从前20年的“理论性学”，向后20年的“应用性学”过渡，用专业知识真正帮到他人。“首先，我会坚持在微博上传播性学;其次，在一些专业咨询、服务机构为人解答性健康忧虑，进行性心理辅导;最后，用在上述机构赚来的钱，到全国各地做免费性教育讲座，引起社会更广泛关注，促进设立性学专业。”只有谈及未来规划，他眉飞色舞，语速越来越快，忘情于憧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