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日开始，北京将实施“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除了所有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区域及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烟外，部分室外场所也被列入禁烟范围。

事实上，早在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表决加入了联合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让该公约在中国具有了法律效力，此后，国家性和地方性的控烟条例及规定相继出台——从公共场所到医院和学校的全面禁烟。

然而，十年过去，我国的控烟状况却令人担忧，“禁烟令”大多成为一纸空文。

禁烟缘何难？中国控烟的最大阻碍又是什么？中国将如何走出实质性的一步？

■本报见习记者 袁一雪

1839年，清朝政府委任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的一把大火，让国人意识到鸦片不除终难有作为，也燃起了国人拒绝鸦片的决心。

如今，全世界都在打击毒品买卖，视其为洪水猛兽，但同样容易上瘾的烟草，却一直没能唤起人们的防卫心理。

“一支烟在手，赛过活神仙”的说法，依然接受度极高。在烟民眼中，那些频频在媒体上曝光的被尼古丁等物质“熏黑”的肺部、烟草和二手烟的危害，都面目稀薄得如同不存在。

尽管2012年12月24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年）》，其中规定“电影和电视剧中不得出现烟草的品牌标识和相关内容，不得出现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吸烟镜头”，然而之后的影视剧中，吸烟镜头屡禁不止。在“2013年度热播国产影视剧烟草镜头监测结果”中显示，被监测的30部国产电视剧中，15部带有烟草镜头。

更积重难返的是，我国目前所谓的“烟文化”。“目前，我国在公共场所随意吸烟、相互敬烟、送烟为礼、无烟失敬等社会陋习依然盛行，婚礼、公务活动以及会议上、餐桌上以烟待客现象亦相当普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吸烟的态度，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北京朝阳医院教授肖丹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烟草业的干扰是中国控烟的最大阻碍”

一直以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依靠中国多达3亿的烟民，中国烟草总公司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卷烟制造商。2013年，该公司生产了约2.5万亿支卷烟，而位列第二名的卷烟制造商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的产量仅为8800亿支。每年，中国烟草总公司的烟草销售收入占到政府税收的7%左右。

卫计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姚宏文曾经公布过，每年死于与吸烟相关的疾病的人超过100万。而且据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增加一倍，甚至有可能增加两倍。这将意味着，在中国，吸烟致死的人数将超过艾滋病、肺结核、交通事故和自杀。

而中国烟草总公司的领导单位——国家烟草专卖局，同时也在负责烟草行业的监管工作。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分管香烟的买卖与禁止。有人形容这种管理体系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种政企合一的方式，让烟草企业一直处于强势地位。

从事控烟工作多年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刚刚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提到，烟草业的干扰是中国控烟的最大阻碍。中国烟草控制进步缓慢与以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司为成员的部际履约协调机制密切相关。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5.3条规定在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时，各缔约方应根据国家法律采取行动，防止这些政策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但在中国，中国烟草总公司却混入了部际控烟履约协调小组，这是中国很多控烟措施受到阻碍的重要原因，这显然也违背了《公约》第5.3条的精神。

2012年，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年）》，提出四大点：制定全国性禁烟法规，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香烟包装警语面积要扩大，建立烟草流行监测体系。在其细则中提到的“电影和电视剧中不得出现烟草的品牌标识和相关内容，不得出现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吸烟镜头”广受关注，并明确，未来三年，我国将压缩和减少烟草种植面积和烟草品牌。

今年1月4日，国家发改委宣布，放开我国烟叶收购价格，烟叶价格实行市场调节。有外媒解读：中国政府开始逐渐铲除烟草业的庞大利益，因为那些烟叶将不再由政府统一定价，而是根据种烟成本收益、工业企业需求和行业发展需要，确定烟叶收购价格。一副经济杠杆，让烟民们不再旱涝保收，烟草种植业正面临着大浪淘沙。、

政府应是控烟主力

3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在第16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上发布了《全球吸烟趋势报告》，报告称，“无烟”正成为全世界新规范，烟草使用率出现下降，但各国政府必须加快控烟步伐，进一步限制烟草制品消费，保护公众健康。

报告指出，2010年全球15岁以上人口约51亿，其中78％为非吸烟者。如果各国采取持续有效的控烟措施，到2025年全球61亿15岁以上人口中，非吸烟者比例将提高至81％。

“要保证实现全面控烟的承诺，政府强有力的领导至关重要。”杨功焕说。对此，肖丹也表示赞同，并进一步建议，首先，政府要针对公众和商界就二手烟的危害问题开展教育活动，在形成了对无烟环境广泛支持的氛围后，起草立法，并提交公众评价；在这些初期工作完成之后，政府需要在公众和政治方面保持对无烟场所的有力支持，尔后通过全面立法，其中应包括清晰的处罚规定和有效的执行政策；在立法生效后，政府必须严格、统一地执行法规，使得该法规得到很好的遵守，维护该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据统计，过去10年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国当中有80%的国家加强了烟草控制方面的立法；在控制措施的作用下，在公约缔约国购买一包香烟的平均价格增长了150%。

禁烟之路，任重而道远

“我国政府在公共场所禁烟方面一直在进行积极的尝试和努力。”肖丹说。

自2006年，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控烟条例、规定相继出台，从公共场所到医院和学校的全面禁烟，控烟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然而，肖丹表示，“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在我国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有一组令人担忧的数据从侧面佐证了肖丹的这一说法——来自全球成人烟草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15岁以上烟民有3.56亿，被动吸烟者7.38亿。这意味着近11亿国人“接触”烟草；其中，低龄烟民的现象尤为令人揪心：201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2014》指出，中国有940万青少年尝试过烟草制品（尝试率为19.9%），其中，三分之一已经成为现在烟草使用者。

近年来，全面履行《公约》义务的呼声日渐高涨，通过立法创建全面无烟环境已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而且，多项调查结果表明，包括吸烟者在内，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公共场所禁烟。肖丹说：“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的社会氛围正在逐步形成，出台全国性的控烟法令为大势所趋。”

2014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卫生计生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并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拟制定行政法规在全国范围全面控烟。几天后，《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被表决通过。这意味着，自2015年6月1日开始，北京市内除了所有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区域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外，部分室外场所也被列入禁烟范围。在北京市范围内“自由”吸烟的日子一去不返。

四个月后，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广告法》修改方案进入三审，一旦通过，全国烟草广告将从“严格限制”改为“全面禁止”。

五个月的时间内，国家政府部门将禁烟工作推进了一大步。不过，未来我国控烟之路依旧漫长。

杨功焕认为，为了改善民众健康，最好的投资就是控烟。政府应宣告中国政府加速履行《公约》的承诺，采取有效的立法和执法全面控烟：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禁止吸烟；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把戒烟帮助纳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图形警示上烟盒；进行财政和税收制度改革，提高烟草税、加强消费税的调节功能；政府的控烟草活动应该与烟草行业分离。

“中国政府应该按照向环境友好型、健康友好型经济转型的基本策略，限制危害健康的烟草业进一步发展；伴随着烟草需求的下降，促进烟草业的逐步转型，达到健康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杨功焕表示，“世界关注着中国，期待中国为结束烟草流行，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希望中国努力快速减少烟草对国人健康和幸福带来的毁灭性影响，成功遏制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流行。”